数字货币缘何走上历史舞台

数字货币成为未来货币的相关议题已被顶在杠头上。其实，“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货币”，是一个古老且悬而未决的难题，也是人类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会追问的一个终极问题。《盐铁论·错币第四》中谈到，“故教与俗改，弊（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揭示了货币介质、载体变迁的基本规律。回溯历史长河，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其实就是商品、信息的流通及资源和人力的有效配置，而为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币从商品世界中脱颖而出，在历史沉浮中变迁。德拉克马银币见证了古希腊文明的全盛时代，圜钱诠释了大秦帝制的演变规律，无论是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还是上下三千年的世界史，其实都是一部货币史。

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生产资料相对单一、生产关系过于简单，以物易物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但随着生产力提升，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效率低、成本大等以物易物的限制愈发凸显，于是部分实物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被人类理性赋予了货币的功能，成为社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在此过程中，货币载体从牛羊、贝壳、盐等历经自然选择，逐渐过渡到以金银为主，其重要性从马克思“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一句话中就足以见得。但金银并不是万能的，而是在农耕时代生产为主、交易为辅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实现有效运作。彼时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货币交易需求相对有限。如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始终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长期被封建政治左右，在官营为主、私营为辅的生态中饱受牵制；再如西欧由于领主经济模式和封君封臣制度导致分裂割据，商品经济长期处于极其缓慢的发展状态。

一旦面对交易量极大的市场经济，极为有限的金银货币便难以承担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尤其在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后，黄金的采掘和生产早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金本位制度逐渐沦为束缚全球经济前进的桎梏，对黄金的迷信也因此付出了惨痛代价：20世纪初，英美德法四国的央行身体力行亚当·斯密“以纸币替代大部分金银是空中楼阁”的观念，强化金本位制度，反而使得战争赔款造成的经济创伤始终无法得到根治，最终诱发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由此观之，工业文明背景下，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发展的必然形态。从此，货币形态从具体的贵重自然实物过渡到抽象的价值符号，货币价值基础由天然稳定的实际价值，向发行货币的主权国家的政府信用转换。

而这一货币“去自然化”的过程，客观上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当国家信用成为货币的“正当性”来源之际，也正生成了货币的新魔魅，无论是伯南克“直升机撒钱”论，还是“安倍经济学”，皆为例证。雪上加霜的是，纸币也为金融脱离实体自娱自乐创造了便利，成为近现代金融危机的源泉。清末1866年、1883年、1897年和1911年的4次金融风潮，就与货币存款的乘数效应息息相关。这4次金融危机更进一步见证了货币在自我交易中逐渐衍生、异化为虹吸社会财富的黑洞的事实。

在一脚踏入信息文明的当下，负面效应愈发显现的纸币，显然非理想之选，更何况信息文明太特别：一方面，相较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演进，信息文明本质上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突变”。前者以传统的生产要素、物质性资源为基础，比如，人类早期经济活动中的手工劳作—农耕经济下的手工业发展—工业经济下的现代加工工业，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发展逻辑。后者的诞生与发展则直接基于思想——1961年6月，克兰罗克博士的论文首提分组交换的思想，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理论基础；而中本聪在2008年11月发布的《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则更新了互联网的链接形式，重新定义了信息文明下的财富系统。另一方面，如果说农耕经济、工业经济表现出加速度的线性增长曲线，那么信息文明下的数字经济则是指数级增长。摩尔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即互联网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而呈二次方程式增长的规则）揭示了数字经济不仅有超乎寻常的增长趋势，而且将爆炸性地向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渗透、扩张。

以加密货币为例，在其诞生的第10年，总市值一度飙至8300多亿美元（2018年1月数据），论体量可进入全球前20大经济体之列，即便当下总市值缩水至3154亿美元，但仍接近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GDP。更进一步分析，若从信息文明的本质来描绘未来货币的形态，从浅层表现形式看，在互联网架构上发展的数字经济，生产与交易都以数字、比特为载体，所以一般等价物首先必须具备数字形态——通过计算机语言来表现出来的货币形态，脱离货币原本的物质和物理形态。

事实上，目前非实体或非实物化的货币形式已经初显端倪。银行电子货币、互联网巨头自行推出的百度币、Q币及加密货币等，尽管货币功能残缺不全，但也在客观上迈开了数字化的第一步。从深层机制设计看，互联网从根本上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线上世界，数字经济是天然的无国界经济，一般等价物必然也是超国界的。互联网本身就是分布式、大众账簿式的系统，深植去中心、扁平化的基因，通过技术，肢解传统主权国家行政划分。依赖开源精神和技术，互联网的本质与开放社会不可分割。于是在云端，人类经济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世界性的统一市场，资本、人力、商品、知识趋向无障碍流动，在这里创造和分配价值，本来就应该有超国家概念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统一的货币体系。

毋庸置疑，如果说农耕文明的货币是金银、工业文明的货币是纸币，那么数字货币则将是信息文明的货币。而当货币的形式、机制设置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货币的权力也将随着文明的变迁而转移。因此，铸币权也将不可阻挡地从以中心之最的国家为主，导向网络社会、数字世界。只不过，在金银、纸币的权力交替、转移中，往往舞刀弄枪，充满血腥与冲突，而当下伴随数字货币替代纸币的铸币权交替，则更呈现和平演变的特征。尽管Libra有七国集团反对、美国众议院叫停，加密货币交易限制政策频出，但多是不流血的厮杀与博弈，更何况市场上也涌现了诸多谨慎的“超主权”“去主权”的尝试。一种是“超主权货币”范畴，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计划发布的eSDR[插图]为代表，这些货币传承法币基因、承认主权的存在，但对信用货币进行“去国家化”操作，实现跨国利益主体的共享参与。另一种则是“非主权货币”概念，这种货币的产生与发展以一个规则、一个算法、一种技术为基础，与国家和政府不存在关联性。相较于“超主权货币”，“非主权货币”显然距信息文明下的数字货币概念更接近一步，但是应用范围相对较窄，如摩根币（JPM Coin）和IBM的加密币Verde。但无论如何，这两种概念的提出与应用都已经指出了信息文明下发币权力在润物细无声中交替的趋势。

综上，货币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迭代和淘汰，跟随经济形态、文明发展而演进。随着信息文明滚滚而来，数字货币走上历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货币权力也将从以中心之最的国家为主，转向数字世界自产自销、自我决断、自我发行。不夸张地说，这种游离在任何传统行政主权之外的货币体系，将改变自秦始皇及之后建立的基本规则，即货币发行权与政府的核心权力及责任挂钩。“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就长期趋势而言，数字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它还将改变、催生许许多多新业态、新经济、新文明。

数字货币缘何走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