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7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在殖民主义时代，列强明火执仗，金融是战争、海盗行为的支持者，也是掠夺利益的分享者；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为追求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货币、金融是输出商品的工具，列强之间的货币地位、金融地位争夺，也是为了获得商品利益；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追求贸易利益转变为追求“超额铸币税”利益，强权货币利用绝对优势地位，不仅从占有他国资源、商品、劳动中获利，同时还在左右全球金融价格的涨跌中获利，更从动辄就击垮一个国家经济的过程中获利。

丛林之蛮

2022年2月24日，一场“新型世纪战争”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表面看，这只是俄乌两个国家间的军事战争，但其背后，或许已经演变为整个西方势力对俄展开的经济大战、金融大战。

先讲一个现实中的故事。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其规模占到整个俄罗斯国有银行资产的25%，这家银行在英国上市。

俄罗斯被实施金融制裁、经济制裁之后，这家银行的股价从2月16日的15美元附近跌到3月2日的不足1美元。正当无数股东热切期待战争快点结束，股价能够回升之际，英国金融监管当局下了一道命令：所有持有俄联邦储蓄银行股份的投资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清空所持股票，否则，证券代理机构将代为强行清空。

股东们亏惨了，但这完事了吗？没有。有报道称部分华尔街公司开始买入俄罗斯股票。

这是生意还是掠夺？其实没什么可大惊小怪，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无论是军事战、经济战、科技战、贸易战、外交战、政治战，还是文化战，其背后往往都是西方资本寡头对他国利益的掠夺，而这当中几乎都少不了金融手段。

海盗的逻辑

说到财富劫掠，人们极易联想起海盗，但您是否听说过“皇家海盗”或“绅士海盗”这样的概念？其实，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就把那些由某国家政府或皇家支持的海盗统称为“皇家海盗”或“绅士海盗”。那时，基于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地的扩张，全世界的海洋上行驶着各种各样满载黄金和货物的船只，所以海上劫掠成为一种职业。这原本是一种民间强盗帮伙的犯罪行为，但老牌欧洲帝国为了强化航海技术，扩大殖民地，刻意豢养海盗，甚至使之合法化。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英国“皇家海盗”，而最为著名的人物，恐怕非英国大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莫属。1577年和1580年，德雷克因两次环行地球，在1581年4月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亲自登船赐予皇家爵士头衔。但是，英国人心中的这位英雄，及其统率的霍金斯船队，其实就是英国皇家特许的海盗团伙，他让英国皇家的每1英镑投资，变成了47英镑的利润。

1540年，德雷克生在一个贫穷的新教传教士家庭。5岁时，因父亲躲避宗教迫害而举家迁到肯特郡，迫于生计，德雷克13岁上船当学徒，随船来往于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峡。26岁加入其表兄——英国著名航海家霍金斯的船队，从此开始其全世界淘金的生涯。

在16世纪的欧洲，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大梁、世界霸主，而英国却无足轻重。但是，这个时期宗教革命风起云涌，逆转着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英国亨利八世创立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英国成为最早的新教国家之一。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上台后，对内巩固新教地位，对外支持荷兰等新教国家独立，试图将英国变成新教帝国，于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在经济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大发殖民横财，也让英国妒火中烧。但早在1496年，英王亨利七世也曾雇佣威尼斯航海家卡波特去寻找新大陆，足迹遍及北美的纽芬兰、哈得逊湾和弗吉尼亚，以及南美洲的圭亚那等地，但并未找到金银财宝，一次次血本无归。

怎么办？杀人越货，海上打劫。1585年到1604年，英国建立武装商船，每年近200次出海，专门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运输船队，平均每年掳获财务约2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笔相当大的收入，而为扩大战果，伊丽莎白一世打起了海盗的主意，向仇视西班牙的霍金斯和德雷克率领的船队颁发“私掠许可证”（Privateering Commission），授权该船队合法打劫他国商船。

由于得到英国皇家的资助，1572年开始，德雷克驾着武装商船，在加勒比海成为了当时让西班牙人闻风丧胆的“猛龙”，同时也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为英国劫掠财富无数。最著名的一次当数劫掠西班牙宝船“卡卡弗戈号”。1577年，德雷克得到一个情报，西班牙一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运输船“卡卡弗戈号”正从秘鲁驶向巴拿马城。于是，德雷克在巴拿马外海设伏，于1579年3月3日将远道而来的“卡卡弗戈号”擒获，一次性打劫黄金80磅、白银20吨、银币13箱以及众多珍珠宝石。

此外，德雷克利用打劫“卡卡弗戈号”获得的海图，穿过太平洋和印度洋一路西行，一年多以后才回到英国，成为环绕地球航行的第一个英国人。1580年9月26日，德雷克船队满载财宝驶进普利茅斯港，受到隆重欢迎。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登上霍金斯船队的旗舰“金鹿号”为德雷克授勋，并任命他为普利茅斯市长。

说金融战干吗要说海盗？第一，无论是当年的远洋贸易行为，还是依托武装商船的海盗行径，其背后都必须拥有强大的资本支撑，包括早期的“股份制融资”行为的背后，都能看到所谓“皇家特许”的身影，而当时所谓的远洋贸易，其实质不过是贩奴、海盗、殖民等“丛林生意”罢了；第二，不创造财富，也不以土地占领为目标，而是依仗资本实力建立各色武装实力去偷猎、围猎他国财富，其实都属广义金融战范畴，与当今更加隐秘、更加高超的金融战异曲同工，不过是时代不同、表象不同而已。

从海洋到陆地

如果说，海盗在海上劫掠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较量，那在殖民地内部，帝国主义又是如何去劫掠驻在国财富的呢？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以鸦片战争为例，这场让中国人深感耻辱的战争，当然与清政府各级官员腐败、清政府币制不适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与各大帝国主义殖民者穷凶极恶紧密相连，而在所有掠夺手段背后，一场“金融战”早已在当时的中华大地打响。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商品市场流通有两种货币：大宗交易、官方交易使用以两为单位的纹银（银锭），而老百姓和小商家的一般生活交易则使用铜钱结算。同时，银两与铜钱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的固定比率。但是，由于各种经济和货币原因，更因为各级官员借重“铜钱兑纹银贬值”渔利，导致国内金融矛盾非常突出，“银贵钱贱”问题长期存在。

一方面，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很难有财力兑换白银，无法倚重白银为财富保值；另一方面，中国早年是个“贫银”国家，白银生产依赖云南、缅甸和安南的银矿，但这些地方无法提供稳定的白银来源，这使得官银来源严重依赖市场，必须依靠官方所制铜钱去市场兑换。在这样的情况下，铜钱的市场信用大打折扣，这就为境外商业和金融势力留下了可乘之机。

其实，中国开放很早。康熙年间，中国在茶叶、丝绸、瓷器方面，已经成为英国、荷兰、丹麦等欧洲国家的主要供货基地，英属东印度公司等外国企业在华大量采购商品。问题是，欧洲、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量巨大，但中国人对境外输入的洋棉布、毛纺品、金属制品以及香料、胡椒、檀香等需求很少。比如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八年（1781—1793年）的13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货值不过1687.15余万两，只相当于中国出口英国茶叶货值的1/6。

如何逆转贸易格局？英国人的方法是：第一，对茶叶进口征收高额关税，缓解贸易逆差；第二，鉴于吸食鸦片的成瘾性，再加之其中利润巨大，于是英国商人开始不断扩大鸦片对中国市场的走私规模。

此举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逆转了中英贸易格局。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寺卿、黄爵滋对鸦片进口造成的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从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每年白银外流1700万至1800万两；到了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白银外流升至2000多万两；道光十四年以后，更达3000万两之多。史料记载，1825年，中国贸易发生从盈到亏的逆转。

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而这时候，美洲独立运动导致国际市场对茶叶和生丝的需求疲软，中国白银供应链近乎中断，银更贵、钱更贱。这时候，一个特有的货币现象出现了。1833年到1838年的5年间，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跟踪调查发现，洋钱已充斥广东、福建和浙江等许多沿海地区。在江浙，专司“外银套购国银”的商人比比皆是，而且洋人刻意打压“国银与外银汇率”，按当时江浙的计算，浙江每百万两的外贸交易额，因汇率问题就需中方多支付10万两“国银”，而全国外贸因汇率问题流失白银上百万两。据《林则徐全集》记载：洋人“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洋人不受清政府控制地大量铸造银圆，并以此大量套取“国银”汇差。

在当时的中国，严重的财富外流已经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也是道光皇帝必须痛下决心派遣林则徐禁止鸦片的重要经济背景。

热战的伴随者

军事战争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金融战争。战前和战中，金融为战争筹措资金，战后则收获暴利。

更为残酷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财富掠夺，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帝国之间争夺领地、争夺资源、争夺财富。但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场战争成就了一个帝国新贵——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遭到攻击后的法国贝里昂街。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立即声明美国保持“中立”立场，8月19日，他更号召美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样做到不偏不倚”。但美国真能严守“中立”？正如美国史学家W·米利斯所说：“在某种意义上，美国1915年年中已经卷入战争。本质上，美国是复杂战争机器上的一部分，整个经济力量一直都在支持着其中一方，而且思想感情和政策都不可能使我们保持中立。”事实是，一战开打第一天，美国就成了英国的大后方。

史料记载，1915年1月，为避免与美国的“中立”立场相冲突，英国政府委派了一位重量级商人来到纽约，并任命其为英国驻美的商务代表。这个人就是与英、美政府高层都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在国际上已极负盛名的大金融家、摩根财团的当家人J·P·摩根。

J·P·摩根在美国，一只手通过大规模举债，帮英国政府募集战争经费；另一只手则用募集的钱代表协约国在美大量采购军物。这样的生意模式，让美国金融家、实业家赚得盆盈钵满。

1915年8月12日，美国财政部长麦卡杜在写给威尔逊总统的一封信中指出：向协约国出售工业品让美国迎来了一个大繁荣时代，但要使繁荣持久下去，美国必须公开向协约国提供贷款。12月8日，威尔逊正式批准了政府贷款。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发表讲话，向德国宣战。

1917年1月，德国潜艇再次大规模封锁了美英之间的海上运输线，并声称6个月内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这条战争生命线被切断，德国赢得战争，那美国对协约国数以百亿计的债务势必灰飞烟灭。情急之下，1917年4月6日，美国正式对德宣战。神奇的是，摩根财团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对英国政府的商业性贷款，转换成了英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债务。用什么方法实现的转化？迄今为止，这是国际金融史上一个著名的迷局。但客观地看，此举为一战后的国际经济格局演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一战的结果是什么？战后统计数据显示，5年之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250亿美元，增长到了640亿美元，增幅156.7%；美国百万富翁的人数增加17000人。时任美国财长梅隆承认，战争交易美国所获利润率高达80%。而英国财务大臣斯诺认为，美国政府从战时的本国企业手中获得了30亿美元的“超额所得税”。

另外，在欧洲无力顾及拉美和远东市场之时，美国对拉美贸易从不到8000万美元扩张到34亿美元；美国已基本控制了墨西哥的石油和橡胶，玻利维亚的锡矿、智利的硝石与巴西的咖啡；美国私人资本对中国和远东市场的输出从35亿美元增长到了70亿美元。

1919年，法国巴黎，一战结束后，在法国巴黎凡尔赛举行的和平会议。

1919年，法国巴黎凡尔赛宫，条约签订后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和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

更重要的是，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1919年，美国黄金储备相当于世界各国黄金储备总量的40%，并借战争所得，从境外投资者手中赎回20多亿美元的美国债务，一举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英国统计表明，美国借给协约国的全部战争债务总值高达125亿美元。

正如美国驻英大使佩奇在1914年10月11日写给美国总统顾问豪斯的信中所预言的那样：“战后，差不多所有欧洲国家都快破产了。海上将不再有德国。10年以后……整个世界的前途都将会落在我们手中，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豪斯则在回信中说：在同一个时期里，美国越来越强，交战国越来越弱，正负反差之和，就等于美国力量在成倍增长。

那战败国会是什么情况？1919年6月28日，27个国家的代表在凡尔赛宫镜殿见证了德国外长赫尔曼·穆勒签下赔偿条款，440项赔偿让德国丧失了全部的殖民地、租借地和10%的国土、12.5%的国民；丧失了75%的铁矿石资源、68%的锌矿石资源和26%的煤炭资源；丧失了20%的远洋与内河的航运能力，25%的捕鱼船队和大部分的海外投资；丧失了对军队规模的自主控制权，以及飞机、坦克和重炮等军事装备的拥有权。此外，德国还必须在未来的30年间，向战胜国交付1320亿金马克，约合33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330亿美元当年是什么概念？资料显示，1919年过去4年之后的1923年，世界各国的黄金储备加在一起的总价值不过200亿美元而已。

一战之后的金融故事

作为一战的失败者，德国签署了城下之盟，但在赔款问题上，德国也抗争过。实际上，330亿美元赔款最终是在1921年5月才确定的，而在《凡尔赛协议》的最初文本上，德国需要支付的赔款数额则是330亿美元的两倍。

作为德国的老冤家，法国是一战中受损最为严重的国家，法国在战后最大的愿望是：通过战争赔款壮大自己，彻底搞垮德国，成为在欧洲大陆唯一的霸主。

英国并不希望德国就此一蹶不振，反而希望德国尽快恢复经济。一来，德国经济的恢复可以避免法国独领欧洲大陆，威胁英国的地位；二来，德国经济的恢复可以使英国及时且足额获得战争赔款，并以此偿还对美债务，更可压制美国不时地叫板。

作为一战中最大的债权国，除决不允许“协约国”逃债外，美国还在盘算如何才能通过债务控制欧洲，为自己赢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地位。

列强各怀心思，但抛开政治仅从经济考量，法国要恢复家园、重振经济，必须指望德国赔款；英国要清偿对美国的债务，也得指望德国赔款；美国要维系战时扩张的产能继续增长，更要指望英法等国持续购买美国商品，这势必要指望德国能够如约支付战争赔款。但德国真有能力偿付赔款？

实际上，战败后的德国同样满目疮痍，工农业生产基本瘫痪，而经济恢复不仅需要时间，而且更需金钱。但是，刻不容缓的战争赔款，使德国根本无力恢复经济。1921年6月，经济死循环之下的德国，已经耗光了全部黄金储备。无奈之下，德国开动了印钞机，不过半年后的1922年1月，德国货币币值已从1美元兑493金马克，贬值到1美元兑18000金马克。

更要命的是，法国以德国没有充分履行赔款义务为名，派军队占领了德国鲁尔工业区，400名德国工人被杀，2000人受伤，15万人背井离乡。在鲁尔被占后不到一年的1922年11月15日，德国货币贬值到1美元兑42000亿金马克。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由于那时德国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所以经济史上将此次大通胀称之为“魏玛通胀”。这不仅让德国人在银行的存款变成废纸，而且德国所有债券、贷款等信用商品也变得一文不值。德国一贫如洗。

客观地观察历史，民不聊生、一贫如洗的德国经济，实际给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上台执政做了重要的铺垫。

越还越多的战争债务

德国经济状况让美国担心。如果英、法、德争斗不止，美国对欧洲的巨额债权恐将悬空，而且如果德国无力支付战争赔款，更会把美国经济拖入深渊。实际上，欧洲停战已经让美国经济痛苦不堪——欧洲对美国的商品需求骤减，美国商品出口严重萎缩，经济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汽车拆毁计划”就发生在1919年，其目的就是避免美国汽车制造业破产。

与此同时，欧洲结束了战时不计成本地购买，这也导致美国食品价格一落千丈。当时，美国食品管理局局长赫伯特·胡佛紧急致信威尔逊总统：我们的制造商有大量存货亟待出售，大量肉类产品也即将腐烂，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马上出口，美国市场将崩溃，银行的数百亿贷款将损失，我们的财政和农民将陷入危机。

威尔逊见信后急召幕僚商议。结果是什么？美国的法律规定，判断战争什么时候应当结束是总统的权力。所以威尔逊据此决定，拒绝在1919年宣布战争结束，从而使战争期间的一项政策得以继续——向欧洲提供“胜利自由贷款”，并要求欧洲继续“用美国的贷款购买美国的商品”。“胜利自由贷款”延续了3年，直至1921年7月，美国参议院才同意结束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战争状态；8月，美德签署《柏林条约》，恢复两国和平；11月，接替威尔逊的美国新任总统哈丁正式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国利用“胜利自由贷款”为本国经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却深陷全面经济萧条。战争中英国物价上涨300%，国家债务增长了9倍有余。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法德死掐、英国重债的特殊时局，赋予美国一个重大机遇，美国以维护债权安全与完整为由，强势介入欧洲事务，逐渐开始在列强间占据核心位置，让英法两国退居到了从属地位。

1923年10月，一份精心炮制的计划问世了。这是一份由美国时任国务卿查尔斯·休斯主导，摩根家族的亲密盟友、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起草，专门针对德国战争赔款的新计划，史称“道威斯计划”。几经努力，这份计划在1924年9月1日获得了英法德一致同意，并开始实施。

所谓“道威斯计划”简单说就是，由美英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德国提供贷款，帮助德国恢复经济，并使之获得偿付战争赔款能力；德国则分5年支付战争赔款，最终截止日为1929年9月1日。

为了“道威斯计划”的顺利实施，英美银行在柏林设立了办事处，委派了摩根财团的合伙人帕克·吉尔伯特作为赔款总代理，全权打理与赔款相关的金融业务。于是，英美银行把钱借给德国，而吉尔伯特会立即把钱变成战争赔款交还给英法政府；英法政府再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美国政府偿债，另一部分则用于进口美国商品。同时，为维护“道威斯计划”的顺利实施，美联储把美国市场利率压得非常低，这使高息的德国债务吸引力大增，从而确保了美国私人贷款源源不断地流向德国。

毫无疑问，“道威斯计划”让美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但德国得到了什么？两个结果：第一，把政府间的战争赔款转化成了德国政府对英美私人银行欠债；第二，德国政府向私人银行举债，其利率远远高过《凡尔赛协议》规定的5%水平，再加上名目繁多的佣金、手续费，德国债务成本大幅提高，以至通过借债支付战争赔款的德国，债务（或战争赔款）越赔越多。统计显示：1924年到1931年期间，德国一共支付了105亿帝国马克的战争赔款，但从海外借的债务却增加了186亿帝国马克。德国经济会因此得以恢复？不可能。

1929年股灾背后的金融较量

表面看，“道威斯计划”使英法经济得到了恢复，也使美国的制造业获得了欧洲的订单，同时又造就了金融的繁荣。但是，这都源自德国负债规模的不断增加。这势必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种子。很明显，如果德国经济不能因此而走向兴盛，德国债务增加依然属于简单盘剥，这件事可持续吗？

不过，这段历史中最为醒目的事件，还是美英之间的金融斗法。

1925年，本该全力恢复经济的英国，却十分着急拯救日渐衰落的英镑地位。其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四处奔走，试图重建战前强势的金本位英镑地位，以及1英镑兑4.86美元的固定汇率。在他的极力说服下，英美货币汇率被固定在1∶4.86。但是，把战前1∶4.86的汇率放到战后，按照当时美英两国的经济实力对比，是否意味着英镑币值严重高估？当然。所以，英国出口变得十分困难，而英国人更倾向于持有美元，以致欧洲黄金大量流向美国。

如此态势让英国央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无法忍受，但他根本无力说服丘吉尔允许英镑贬值，放弃金本位。怎么办？1927年春，诺曼偕同法国、德国的央行行长一起来到美国，试图说服美联储降低利率，阻止黄金进一步流向美国。美联储屈服了，力排众议把联邦基准利率从4%降到3.5%。这次降息行动，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视为“美联储历史上最愚蠢的行动之一”，而一年后当选第31任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更把这次降息定义为“叛国行动”。

在低利率刺激下，美国经济一片繁荣。1928年12月4日，美国第30届总统柯立芝发表了其任上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他对国会议员说：美国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鼓舞的繁荣时代。

尽管柯立芝的乐观受到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批评，但客观地说，1924年到1929年的5年，美国经济确实在突飞猛进。1924年，美国人拥有一台收音机还是一件新鲜的事儿，但到了1929年，美国已有1000多万个家庭至少拥有一台收音机。这期间，美国发明了消费信贷，随之汽车年产量从1924年的290万辆，增长到1929年的530多万辆；这期间，美国钢铁产量年均增长8%，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也从608亿美元增加到了680亿美元，而人均GNP增长了25%。当然，同时可以看到华尔街股价指数（《纽约时报》25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从1924年5月底的106点，上涨到了1929年10月21日（崩盘前）的378点。

美国经济是否过热了？1928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股票市场与信贷市场相互推动的疯狂投机，但因为对英、法、德的承诺，美联储不敢轻易放弃低利率政策。如果美国加息，欧洲黄金会否更加疯狂地涌向美国？会否加剧美、英、法等国之间的经济矛盾？其实，这个问题放在今天很好理解：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原理，在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条件下，市场充分开放与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只能二选一。依此可见，当时美国和英国实施固定汇率，而且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美国要想独立加息或减息，几乎不可能，必须要看英国货币政策的脸色。

1929年2月7日，正当美国还在考虑是否通过加息抑制市场投机之际，英国先动手了。这日，在美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英国央行单方面将银行贴现利率从4.5%提高到了5.5%。此举骤然改变了资本流向，大量投资人开始用美元兑换黄金，然后汇往伦敦。此举瞬间导致市场美元流动性收缩，于是，华尔街股市受不了了。1929年2月14日，美联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否该把再贴现利率从5%提高到6%，借以阻止黄金储备急剧下降，但会议无果而终。原因是与会者认为，加息会打压股市，打压国内制造业。

1929年3月26日下午，当华尔街短期拆借利率攀升到空前的20%、美国金融市场发生严重资金短缺之时，英国央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再次出现在美国，不过，这次他是来要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立即加息的。8月9日，当纽约联储把再贴现利率从5%提高到6%之时，华尔街股市开始走向崩盘。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崩盘，而英国财长丘吉尔正巧站在纽交所的看台上，他目睹了当天发生的一切，并叹息道：“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

两年之间，英国迫使美国减息，吹胀美国经济泡沫，然后再迫使美国加息刺破美国经济泡沫，这是英国人为维系自身地位而刻意打压美国的手段吗？确有学者认为，酿成1929年华尔街股灾和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真正祸首，就是英国的财政大臣丘吉尔和央行行长蒙塔古·诺曼。

玩火自焚的金融攻击

按照“道威斯计划”，德国的战争赔款变成了185亿帝国马克的短期外债，而美国发生“1929大危机”，也导致英美银行大力度从德国撤回资金，迫使德国再次走上了“破产的钢丝绳”。德国会摔落下来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说到奥地利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破产倒闭。

一战后，《凡尔赛协议》以极其苛刻的条件“肢解”了奥匈帝国，切断了奥地利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之间最有价值的经济循环链——资源供给，以致奥地利工业从此废墟一片，再也没能恢复起来。但是，偿还战争赔款却是少不了的义务，此时维也纳信贷银行在摩根财团、英格兰银行等巨头的支持下，变成了奥地利最具实力的金融机构。但面对一片废墟的奥地利，维也纳信贷银行又能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摩根财团、英格兰银行等巨头要支持维也纳信贷银行？因为要让它扮演一个特殊角色——收购奥地利的中小银行、收购奥地利政府为偿债而不得不变卖的优质资产。维也纳信贷银行靠什么赢利？没有，只是依靠国内储蓄和短期外债所提供的现金流动性维系运转，而收购资产所需资金，全部来自境外金融机构提供的短期融资。

本就虚弱的维也纳信贷银行遇到1929年华尔街寒流，美英巨头纷纷撤回资金，收缩战线，维也纳信贷银行的流动性立即中断，但还能惨淡维系。1931年初春，奥地利与德国趁着美英自顾不暇，重新结成贸易和海关联盟。此举严重刺激了法国的神经。法国认为，德奥商业联盟势必导致重新开始政治与军事联盟，从而对欧洲大陆的安全构成威胁。怎么办？为制止这一联盟，1931年3月，法国政府责令大幅削减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短期融资。

原本为了击垮德奥联盟，法国报刊释放一则虚假新闻，说“维也纳信贷银行正在遭到挤兑”，但没想到，法国不仅因此而引火烧身，而且引发了一场震撼整个欧美金融市场的信用危机。

随着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率先倒闭，德国银行业开始遭受全面挤兑。1931年7月13日，德国第二大私人银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宣布破产。很快，人们开始怀疑德国已经无法继续支付战争赔款，从而使挤兑风潮冲向法国、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信用危机发生。

美国如何？1929年危机发生之后，胡佛总统实际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稳定美国经济，他甚至要求工业巨头们不许解雇工人、不许减薪，维护市场活力。1930年年底，美国经济出现了转机，股市也于1931年3月收复了1929年的失地。但就在这时，欧洲信用危机突然爆发，信息灵通的华尔街大佬再次疯狂抛售股票。1929年以后，为强化投资者信心，摩根财团率华尔街金融机构出资构建的“救市基金”，居然也全部清仓。

欧洲和美国之间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导致长达4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其间，太多惨绝人寰的悲剧，而值得历史记忆的是：1931年9月22日，英国政府违约，放弃英镑金本位、放弃英镑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同时再次加息以支持强势英镑，而各国金融机构更加拼命地收回外债，全世界债务链彻底断裂，经济雪上加霜。

德国经济彻底垮台，社会陷入混乱，看到英国失信的德国公众也彻底愤怒了。与此同时，法国也垮了。从1921年到1931年，德国能够足额、及时地支付战争赔款，一直支撑着法国经济预期，但如今，这个预期彻底破灭了，法国经济大萧条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现实。

美国也很惨。胡佛总统百般努力下的经济希望，被英国霸道的金融行径彻底打入了深渊：1600万人失业，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只能靠泔水为生；农产品大幅跌价，许多农场主杀光牲口扔进山涧；业主还不起银行贷款，银行不能兑付储户存款，到1932年11月，美国银行体系彻底崩溃。尽管新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启动了行政干预手段，但到1933年3月，美国依然有9000多家银行清盘关张。

比欧美各国经济灾难更不幸的是，阿道夫·希特勒高喊着“拒还外债”的口号登上了历史舞台。1932年，希特勒在他的竞选演说中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当政，我将撕毁《凡尔赛协议》，拒绝还债，还给人民一个强大的德国。一年后，他登上德国总统宝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祸根。

由此可见，1929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其原因并非“华尔街过度投机，以致股市泡沫，然后泡沫破灭，拖累经济”那样简单，而其实质是西方列强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恶性财富争夺的必然结果。整个过程中，欧美金融市场被金融巨头串联成一个整体，而列强为自身的超额利润你一招、我一式，让政策牵引金融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才是导致经济在泡沫和负泡沫之间循环往复，金融危机在各国间此起彼伏的根本原因。

殖民地时代，金融战的主要特点无非是资本支撑战火，战火开辟市场，市场支撑资本掠夺。这个时期列强之间的金融争夺，大致也只体现为“财富运输线”上盗猎与反盗猎，而盗猎与反盗猎的比拼当然也离不开国家实力的比拼，离不开资本对航海技术的支撑，但总体而言，是财富从弱国流向强国，从殖民地流向宗主国。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变成了强强对决，而金融战的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第一，交战各方，不仅要在全世界搜刮财富和金融资源去支撑自己的战争实力，同时还要破坏对手的金融能力，削弱对手的战争支撑力。第二，尽管美国在一战中跃居世界经济之首，但列强之间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金融实力等并无巨大落差，加之这时，金融寡头的行为实际已经将列强的金融市场连成一体，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金融破坏，都极易招致全球性的金融灾难。尤其战后，当金融巨头的行为失去政治倾向而只为自身敛财服务时，任何一个点上的金融失衡，都会招致整个金融大厦的倾覆。

强强对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融战与一战几乎无异，不同的是二战之后，美国获得了更大的战争利益，经济实力已经超越老牌列强，从而得到了绝对权威的国际话语权。

说到这儿，最该点名的事件就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中北部华盛顿山脚下的一片橡树林，其间坐落着一个建筑群。这里之所以拥有举世瞩目的地位，是因为二战后重构世界经济格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诞生在这里。

布雷顿森林的较量

二战结束后，欧洲要重建，经济要恢复，世界是否还要回到一战后那种经济混战格局？实际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在1941年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列强间无序的利益争夺，正是战争周而复始的重要而直接的诱因。尤其是恐怖的1930年代，各国为了各自摆脱危机，最后掉进“囚徒困境”的陷阱。

于是，列强接受了凯恩斯主张。既然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这只权威之手予以调控，那处理国际经济事务，是不是也该有一种“超主权力量”去维护稳定与持续？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明白，谁主导这个“超主权力量”，谁就将拥有世界经济霸权，并赢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1941年8月10日，大西洋宪章会议期间，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甲板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前排左），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前排右）。

很显然，老牌霸主英国和战争新贵美国，谁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发布了《大西洋宪章》。建议战后成立以胜利国为核心的“联合国”，借以稳定国际政治秩序；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借以形成均衡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实际上，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争霸战已经暗流涌动，在英美间拉开了战幕。

1944年7月1日，华盛顿森林中的华盛顿山饭店人满为患，44个国家的730位代表下榻这里，共同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公约——《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诞生。但在当时，聚光灯下实际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代表英国主张的、对现代经济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另一位则是代表美国主张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经济学家亨利·迪克特·怀特。他们带着各自的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而其他国家的代表不过是看客和最终方案的被动接受者而已。

英国和美国的两个方案都主张创立一个国际货币机构、世界的中央银行、国际清算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前身。但核心是用于国际贸易计价与结算的“超主权货币”应当是谁？怀特方案认为，它是美元。凯恩斯认为，它是班克尔(bancor)——由各国主权货币构成货币篮子，再由国际清算联盟发行班克尔；班克尔盯住黄金，其他国家货币盯住班克尔；国际贸易以班克尔计价结算，并按各国的出资比例和国际贸易的规模大小，分配使用。

凯恩斯何以给出班克尔方案？后人分析，那时的凯恩斯已经意识到，两次世界大战已使英、法、美三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英镑、法郎、美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格局也已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如果不能有效限制美国特权，英、法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将彻底让位于美国。1944年，美国向盟国提供的货物和劳务价值500多亿美元，同时拥有的黄金储备已占世界黄金储备的60%，工业生产总值也相当于全球的50%，制造的商品已占世界总量的35%，军事工业能力是轴心国的两倍。

凯恩斯败了，拼死抗争22天后的1944年7月22日，最终方案浮出水面。美元在华盛顿山脚下的布雷顿森林里夺得了国际货币之王的桂冠。《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核心有两则，其一是《关贸总协定》，试图统一各国的贸易政策，限制各国政府采用鼓励性贸易措施，伤害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其二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试图建立一套国际公认的汇率体系，避免个别国家通过主动性货币贬值去刺激出口，引发恶性出口竞争。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什么？第一，各国货币盯住美元，波幅不超1%；第二，美元挂钩黄金，各国可随时以美元兑换黄金，金价固定为35美元/盎司；第三，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世界央行”，个别国家出现临时性美元短缺，IMF为其提供流动性；第四，成立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IBRD）——世界银行的前身，由它向战火涂炭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重建贷款。

从此，美元站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一直延续到今天。

利益面前无道德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赚得盆盈钵满，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更让美国站到了全球利益丛林的食物链顶端。

1945年5月8日，盟军与苏军会师柏林，从而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一战结束后一样，美国同样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但美国吸取一战教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已经专门做好制度安排，美国通过世界银行间接向欧洲提供进口信贷，用于购买美国商品。

到了1947年初，透过世界银行的贷款已经显得“太有节制”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到访莫斯科，然后又到处走了一圈，他发现，欧洲经济依旧乏力。怎么办？马歇尔回到美国后，参照一战后的“道威斯计划”，制定了一份欧洲复兴计划，史称“马歇尔计划”。按照这份计划，美国绕过世界银行开始直接向欧洲提供更多的贷款，这些贷款不仅帮助盟国，同时也帮助德国和日本。

其实，英、法、美国一直都在分析一战的教训，他们的共识是：严酷的战争赔款实际无法实现，最终导致了一战之后的经济混乱。所以二战后的盟国，除把战争罪犯（个人或组织）推上审判台以外，胜利者并未提出战争赔款问题。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德国和日本将是美国未来的出口市场。

此时的美国所贪图的是传统意义下的“出口利益”。历史地看，列强间的贸易争夺其实都是顺差争夺，通过对欧洲的信贷，消化美国产能的同时，获取巨额贸易利益。统计数据表明，1948年到1954年，美国向欧洲提供了17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绝大部分用于美国商品的采购。其中，购买仪器和棉花占46%，购买煤炭占16%，购买钢材和铝材占19%，只有14%被欧洲企业用在追加资本支出。

更重要的是大量美元贷款投向欧洲，培养了欧洲人使用美元的习惯，树立了美元在整个西方世界无与伦比的地位。美国占到了经济丛林的食物链顶端，只需大量发行货币，输出贷款，美国的商品就可以大规模地出口海外。

伴随着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华尔街也一扫30年代的暗淡。与之相对，美元发行的执行机构——美联储纽约分行更是繁忙异常，美元供应量持续大幅增长，而这个增长的背后则是全世界的黄金滚滚流入美国。

朝鲜战争的冲击波

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让美国人迅速富有，也让欧洲经济加速复苏。两年后，1949年10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高达400多亿美元，占到世界各国黄金储备的78%。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脚步走进白宫的美国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着实感到了不安。

战场上频频失败的美国开始在经济上封锁中国，最先干出的一件事是，冻结中国在美的全部资产。但没想到，这招吓坏了欧洲人。一来，西欧大量的美元收入，来自对东欧的贸易，所以西欧生怕美国也把自己的美元资产冻结掉；二来，深陷朝鲜战争的美国开始出现财政赤字，美元资产是否会因此而贬值？

此时此刻，英国看到了恢复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机会。于是，英国采取不问出处、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手段，试图把欧洲美元吸引到伦敦，形成美国之外世界最大的美元市场。这招着实灵验，不仅欧洲国家所需美元不必再向美国借贷而转去伦敦，同时，一些美国企业为避开国内高税率，把自己的海外收益放到了伦敦。这样的态势一直持续至今，伦敦金融城不仅是欧洲美元市场，同时也是世界最大货币交易市场。

毋庸置疑，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美国必须保有充足的黄金储备，以维系国际收支平衡和其他国家无条件以35美元/盎司兑换黄金；其二是美元保持坚挺、维持世界对美元的信心。但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美元离开美国本土，这势必威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

尤其是欧洲从战火废墟中恢复，使用的机器比美国更新、更先进，制造的商品比美国更好、更便宜。因此，在“陷入战争+工业老旧+欧洲争夺”的合力之下，全球贸易格局开始逆转。在贸易上，美国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在金融上，为弥补逆差美国只能放大美元货币数量，但货币越发越多，黄金却不再流入美国。这动摇了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基础，美元贬值预期伤害了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1946年，一直反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尖锐指出，美元作为特权货币，把世界贸易变成了美国的仓库。美国出现贸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为外汇储备减少而苦恼，只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地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

1958年，世界对美元的怀疑终于演化为一场抛售。1960年1月2日，约翰·肯尼迪在参议院秘密会议厅面对300名支持者宣布他将竞选第35届美国总统，但此时，美元抛售狂潮在欧洲冲向极致。伦敦黄金价涨到41.5美元/盎司，意味着美元贬值超过20%。这一年，在欧洲平均投资回报率16%、高出美国一倍的吸引下，470亿美元的美国资本流向欧洲，1957年这个数字只有25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黄金储备加速下降，1950年其总值400多亿美元，此时还剩不足20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财政赤字超过200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超出黄金储备总值；这一年，美国工业产值下降14%，出口萎缩，加之资本的大量外溢，美国国际收支出现20亿美元逆差。

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出现的第一次危机，倍感惶恐的美国政府立即邀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日本召开紧急首脑会议，商议如何应对危机。会上，各国首脑接受了美国的提议，把各自的黄金储备集中到一起，构建了历史上著名的“10国黄金储备池”。同时，各方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互惠贷款协议，并通过这个协议，欧洲9国对美提供200亿美元贷款。一系列举措下，美元勉强渡过难关。

布雷顿困局

第一次美元危机注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摇，美元会否因此由兴而衰？1961年1月，肯尼迪入主白宫，同年，美苏两国长达28年的“冷战”正式拉开帷幕。

不过，另一道“冷战之墙”也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形成。鉴于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针对政策资源的争夺，使之产生了巨大的隔阂。民主党身份的肯尼迪非常在意美国实体经济的良性发育。他认为，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之本，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国民更多走向中产的基石。但是，肯尼迪的“实业兴国”之路非常坎坷，因为他触犯不少金融权势集团的抵制。

同时，肯尼迪还遇到了另一个大麻烦，欧美市场早已被金融巨头实际联通（开放），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构建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在此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基本作废（上文已经讲述过“三元悖论”）。就是说，如果美国降息或大量投放基础货币，资本将流向高利率的欧洲；如果为阻止资本外逃而加息或减少货币供给，那美国实体经济势必受到进一步打压。

1963年7月18日，无奈的肯尼迪只能寄望财政政策。他强硬要求国会通过法案，对外流资本课以15%的重税。话音刚落，华尔街怒骂一片，法案遭到英、美金融巨头的激烈反对。肯尼迪终于没能看到这部法律，法案提出127天之后的1963 年11月22日，美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倒在了刺客的枪口之下。从此，“实业兴国”的理念与美国渐行渐远。1964年9月，尽管相关法案最终还是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批准，但其中的条款被微妙修改，根本没能起到阻止资本自由流动的目的。

有一种说法称肯尼迪被跨国金融集团暗杀了。但无论是不是这样，“肯尼迪事件”深深地刺激着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的罗伯特·特里芬。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他一直在研究，试图建立一个能够维系世界经济长治久安的健康货币体系。1960年，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特里芬顺势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经济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部专著《黄金与美元危机》，以此从理论上阐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缺陷，并指出了美元致命要害。

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当作国际唯一计价与结算货币，其他国家必须大量储备美元，为国际贸易顺利进行；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从何而来？对美出口并保持顺差。但是，美元是否经得起长期美国经济长期逆差？这就是矛盾。第一，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美元贬值实属必然，其他国家是否愿意不断增加美元持有？第二，当其他国家怀疑美元即将贬值之时，势必以美元储备大量兑换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能维系多久？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无解之题，就是著名的“特里芬困境”。

约翰·F·肯尼迪遇刺后的交易所

列强间的暗战

特里芬致力于改变这一“困境”，但在美国，没人愿意理睬这件事。在肯尼迪之后担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更不愿意正视美元问题，他用一种卸责的解释为美国大量印钞辩护：“世界黄金产量根本不足以支持全球货币体系，而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这实际是为全球贸易提供至关重要的流动性。”此言一出，欧洲一片哗然，盟友们也倍感恼怒，因为他们心知肚明，美国大量印刷钞票，不过是为自己支付巨额军费开支。事实是，那时美国在越南正值酣战，到了1967年底，美国政府已经在越南战场花掉了2000多亿美元，但第二次美元危机爆发，欧洲美元市场再掀美元抛售、黄金抢购风潮，“特里芬困境”再次发作。

率先站出来发难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1967年，法国中央银行决定，把自己手里的英镑和美元全部兑换成黄金，退出“10国黄金储备池”。戴高乐甚至扬言，他将亲驾军舰运美元到美国去运回本该属于法国的黄金。法国的行为引起欧洲许多国家仿效，一时间，黄金炙手可热。

情急之下，美国再出损招儿——宣布美元与黄金兑换“双轨制”，即美国只对各国央行维系35美元/盎司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至于伦敦黄金市场价格则任其随行就市，美国不再承担固定比价义务。此举，暂时保住了美国本土的黄金储备，但却把英镑推进火坑——因为英镑兑黄金即将贬值的预期，市场开始把抛售重点集中于英镑。1967年11月18日，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顶着白宫不许英镑贬值的压力，放弃了执行22年、1英镑兑换2.8美元的固定汇率，英镑瞬间贬值14%。

英镑贬值让压力也转向美元。资料显示，1968年3月8日到15日，短短7天的时间里，美元兑换黄金的风潮让英国央行搬出了1000多吨黄金，但根本无法制止美元和英镑的疯狂抛售。于是，英国向美国发出调运黄金储备的请求，美国空军出动大型军机，从诺克斯堡的美国金库向伦敦输血。那时英格兰银行称重室的地板上堆满黄金，几乎不堪重负。1968年3月15日，美国要求英国暂闭黄金市场，希望借以稳定市场情绪。

由戴高乐挑起的这场金融战争，让英美焦头烂额。1967年1月31日，戴高乐为显示执政10年的经济成就宣布，从即日起，法郎与黄金按固定价格自由兑换。此举，当然是要把国际货币权力从英美手中夺至法国，但在金本位下，戴高乐的决定无异于彻底开放法国金融市场。

消息一出，英美媒体大肆吹捧法郎如何坚挺，黄金存底如何充足。而在热捧之中，英美两国金融家裹挟着金融投机客蜂拥法国，他们从世界各地调来一切可换法郎的货币，让法国金融市场变得异常火热。但是，戴高乐对市场热浪大加赞赏，并视之为自己10年执政的最高奖赏。

可好景不长，经济火爆刚刚一年，“五月风暴”开始了。动荡引发外国资本恐慌，纷纷以法郎换购黄金并运往境外。到1968年底，法国失去了30%的黄金储备。自此，英美货币危机成功转嫁给了法郎。

“五月风暴”之后不到一年，戴高乐——西欧唯一敢和美英叫板的政治明星，黯然陨落。有经济学家分析，在不适宜的时候放任法郎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这给英美金融豪客狙击法郎提供了绝佳条件，这是戴高乐所有经济政策中最大的败笔。

为维系货币霸权

两次美元危机已使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被迫之下，美国必须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为失控的财政支出止血。所以表面看，撤出越南是国内反战白热化的结果，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应当是美国急需扭转市场信心，破解美元危机，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美元霸权。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提出逐步撤出越战，并放弃连任美国总统的努力。

1968年4月，伦敦黄金市场暂停两周后恢复交易。这时，美国已把10国首脑再次聚集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一个紧急而特别的会议。会上，IMF拿出一套方案，试图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这套方案设计者就是“特里芬困境”的提出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他建议，以IMF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发行一种特殊货币符号——特别提款权，成员国按出资比例获得相应份额；所有成员国应将特别提款权视为国家储备资产，并使本国货币盯住特别提款权，窄幅波动；当某成员国因贸易逆差而无法实现美元支付时，这个国家可以动用特别提款权进行贸易支付。

美国当然不愿看到世界上出现一种可与美元平起平坐的替代品，但按照这个方案的安排，特别提款权并不足以动摇美元的主导地位。所以，美国采取了一副无所谓的姿态。但法国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混乱，纸币对黄金大幅贬值关键原因是美英两国毫无节制地花钱，超量发行货币。所以，根本不必搞什么特别提款权，而世界需要的是美英两国紧缩货币，削减财政赤字。

美英反对法国的观点。他们认为，纸币兑黄金贬值，是因为世界上黄金存量太少，根本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增长的需求。此言是否话里有话？精明的法国人心知肚明，英美的言外之意是：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价，这实际是要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

其实，法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元霸权充满敌意，但它也明确无误地知道，一旦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可能给世界金融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10国斯德哥尔摩特别会议期间，法国多次明确地告诫美英政府，不要偏离《布雷顿森林协议》太远，甚至建议把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从35美元/盎司变为70美元/盎司。也就是说，允许美元兑黄金贬值100%，同时确保《布雷顿森林协议》继续执行。

法国的建议遭到了美英拒绝，这加剧了法国政府的不安。或许，戴高乐此时已经非常清楚，美英之所以赞同特别提款权，不过是暂避国际压力的权宜之计，而其真正的用意是为彻底甩掉《布雷顿森林协议》赢得时间。所以，愤怒的戴高乐向参与10国首脑会议的谈判代表发出指令，法国拒绝在《特别提款权协议》上签字。

毁约也是战争

24年过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已经变成“鸡肋”？尽管它依然可以带给美国丰厚的“铸币税”，但不断加重的美元危机、经济衰退以及欧洲对美元的反感情绪，都在搅动美国经济和白宫新主人——尼克松的心绪。怎么办？

实际上，尼克松看到的美国经济数据令其忧虑。打从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军火商为赚取更多利润，开始把常规军事武器生产制造、养护与维修逐渐转到日本，而越战爆发更使这样的转移越发迅猛。与此同时，美国消费品生产商也开始有样学样，逐渐将部分产能转向东亚和东南亚，而美国政府为了笼络东盟国家也默许了这样的转移。所以，当东亚、东南亚国家开始“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之后，美国资本项目逆差不断扩大；同时，贸易项目逆差也开始不断加大，而战争支出又带来了美国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

1971年5月，美国国际收支居然出现高达520亿美元逆差。数据震惊世界，这是否导致美元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有经济学家后来分析，其实，如果美国当年接受戴高乐的建议，允许美元一次性大幅贬值，这可能会给美国的实体经济带来好处，反而更有利于美元坚挺。但为什么不干？华尔街阻止。在华尔街看来，美元兑黄金贬值会威胁金融商品价值，使金融资本受到严重伤害。

但现在，尼克松还扛得住吗？数据还显示，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曾拥有的3万多吨黄金，现在只有接近8000吨，而按35美元/盎司的价格，美国黄金储备总值仅相当于其外债总额的25%。就是说，如果债权人继续大规模以美元兑换黄金，那美国将顷刻破产。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急召经济智囊——乔治·舒尔茨、保罗·沃尔克、杰克·贝内特等磋商办法，最终他接受了建议——彻底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即，尼克松发表了著名的电视讲话，他平静而淡然地宣布：第一，从即日起，美国不再允许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拒绝各国政府继续用美元兑换黄金；第二，对进口商品加征10%的附加税；第三，美国削减10%的对外援助。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毁约行动，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的美元信用彻底崩溃了。

失信的美元遭到疯狂抛售，欧洲各国货币面临强大的升值压力。为避免本币大幅升值影响自身的国际利益，欧洲各国被迫大力压制本国货币。于是，一波远甚于20世纪30年代的贬值大战，瞬间就把国际经济格局导入空前混乱的漩涡。

更不幸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以美元计价结算的规矩并未发生改变。因此，美元贬值引发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后果是：恶性通胀。这对欧洲近乎灾难，因为欧洲大部分能源、生产资料需要依赖进口，所以美元贬值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必然深深地打击欧洲制造业。

再造美元霸权

美国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让罗伯特·特里芬看到了机会。他努力劝告尼克松，要破解困境必须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弱化美元的特权地位，否则，欧洲各国不会长期容忍美国以极低的代价占有他国财富。但特里芬的劝说被美国大佬们置之不理，他们认为，只要任由各国货币自由浮动，美元的“特里芬困境”就会自然破解。

这样一种“装傻充愣”的态度让特里芬怒不可遏。他指出，美国撕毁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又拒绝其他货币加入国际储备货币，这就等于说，世界各国人民用心血和汗水辛辛苦苦地生产出商品，并把它出口给美国换回美元，同时必须承受美元购买力不断下降。无奈的特里芬教授辞去了耶鲁大学职位，提前退休回到故乡比利时，与他的同乡，时任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一起，开始研究统一欧洲货币的问题。其用意即在抗衡美元霸权。这其实是“欧元”最早的构想。

岂能让欧洲统一货币搅了美元的好事？这时，一个关键性人物——亨利·基辛格——德国出生的犹太籍外交家，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实际上，除了忙于中美关系之外，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找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重树美元霸权的方法。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在中东展开穿梭外交，图为基辛格（左）与埃及共和国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右）会面。

1971年之后，世界经济在美元大幅贬值中颤抖，直到1973年仍未看到好转迹象。当年5月，84位世界金融、石油与政界巨头来到瑞典的索尔兹巴登，这里有个海岛度假胜地，它也是瑞典银行业大佬瓦伦堡家族的一个私密空间。

这是一次非正式聚会，目的是要找到一种方法，让美元重回强势。正是这次聚会，基辛格为美元找到了一个新“锚”——石油。这个新“锚”的“支点”是中东。于是他有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后来被基辛格称为“石油美元再循环”计划。具体而言，第一，让美元成为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出口的唯一计价与结算货币，就是说，让美元锚定这个世界离不开，而且用量巨大的商品，如此，需要大量进口石油的欧洲各国将不得不把美元继续当成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第二，如果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以致世界所需美元不断增多，美国就可以不断增大美元供给，保住美元“铸币”收益；第三，确保OPEC所获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债券、股票、基金等金融商品重回美国。

为实现这个计划，基辛格在中东“穿梭外交”，用巨额经济援助换取沙特阿拉伯支持美元作为唯一石油计价和结算货币。于是，一系列美沙双边“经济合作协议”达成了，这其中不仅包括数百个美国公司对沙特阿拉伯的大型项目投资，同时还包括帮助沙特创建其银行和金融体系。为此，一个名叫“美沙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机构成立了，并由美方派出要员负责具体实施《美沙经济合作协议》。同时，沙特阿拉伯承诺说服OPEC所有成员国，让美元成为OPEC石油出口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

基辛格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或许不只是巧合，美元与石油绑定后，中东地区则是连绵的战火，而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石油价格暴涨。如此态势，美国石油集团、金融集团和军工集团则从中获得巨额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元理所当然地重新回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与此同时，尼克松的另一位重要智囊杰克·贝内特，完成了另一项重要使命。他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关键人物，用石油出口获得的绝大多数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这使美国的财政赤字获得了有效弥补。

从此，美元霸权获得再造，并开启了一个其他国家必须把美元当成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国印制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登峰造极的美元时代。1976年新年刚过，IMF组成20国专门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签下了著名的《牙买加协议》，协议允许会员国自由选择、制定和调整汇率制度，否定了黄金的货币职能，而确立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同时，《牙买加协议》强调了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国际储备的组成部分。

许多年后有分析家认为，有了石油美元的制度安排，特别提款权将不再具有侵蚀美元霸权能量。甚至有人讥讽道，《牙买加协议》与其说它确定了点什么，不如说它只是承认了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它不过是为《布雷顿森林协议》补办了一个葬礼。

债务经济模式下的无痛收割

在频繁的中东战争中，石油价格不断被推高。在1978年还是14美元/桶，到了1979年年底涨到了40美元/桶，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大幅飙升；美国则开动印钞机使“铸币税”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据摩根信托担保银行的计算，截止到1979年10月，分散于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货币已达5000多亿美元，而欧洲美元市场的总规模则相当于美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的57%。但大量印钞也会导致世界对美元的反感进一步加剧，一个重要证据是，黄金价格从1971年的44美元/盎司一路涨到1979年9月的400美元/盎司。不过，美国不再担心黄金储备被搬往其他国家，更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因为，美国经济结构开始向“低买高卖”为特征的服务业转向。与之相映的，正是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发展。

所谓债务经济模式，即第一，美国不再需要生产一般性商品，可以通过印刷美元从国际市场购买，并借此向世界输出美元；第二，各国为购买石油等大宗商品，必须把相当数量的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第三，各国为美元储备保值增值，必须去购买市场规模最大、变现最容易、安全性最高的美国国债，并为美国的赤字财政提供支撑。

可见，债务经济模式实际就是基辛格的“石油美元再循环”：美国只需印钞就可以去外国购买所需要的商品；流出美国本土的美元，再通过美国债务（国债或公司债）重新回到美国本土，变成可供美国政府或公司支配的现金；这些现金通过工资和福利支付给美国人，使之具有消费能力去购买进口消费品；美国的商人通过商品服务获得收入，然后继续购买别国的商品。

那不是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贸易逆差？不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美国经济又如何增长？很简单，只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对美元的需求越来越多，美国的国债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需求；只要外国资本不断投向美国的股市债市，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获得资本收入的补偿，美国国际收支就会平衡；至于经济增长，只要美国人的消费不断上升，美国GDP就会不断上涨。至少从账面上看，没有问题。

这当然是巨大的好处，不用从事生产，只需印刷货币就可以近乎无偿地占有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但其他国家呢？正相反，用大量人力、技术和自然资源去换取“世界公认的价值符号”——美元，然后再借给美国使用。不止于此，其他国家还必须接受美元不断贬值所带来的资产缩水。

1971年，查德·尼克松总统把白宫政府组织委员会委员小约翰·包登·康纳利拉上了美国财政部长位置。其间，他以美元贬值促使美国贸易平衡，并带给500万美国人以就业机会。美元贬值政策当然让欧洲极其反感，但康纳利却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这句历史名言，既说出了美元的霸道，也道出了欧洲的无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曾矫情地告诉欧洲人：美国不断增加负债，不过是为你们提供流动性而已。

无疑，基辛格通过“石油美元再循环”所重构的美元霸权，构建全球经济的债务循环模式，而这实际是全球财富的收割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之下，只要外国对美元的需求不断增长，美国所欠债务将永远可以“只付息、不还本”，而且只要回流美国本土的美元足够多，美国的债务成本就会足够低。

金融资本重构地球

美国要实现“石油美元再循环”计划，通过购买输出海量美元，美国本土就必须“去实业化”，不再生产一般消费品。梳理历史发现，美国制造业打从1957年第一次美元危机发生后，开始逐步离开美国本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后。而最重要的一次转移，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好莱坞大片《华尔街》所反映的，恰恰是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华尔街上的真实故事。那是美国经济史上一个著名的“大收购”时代，规模空前。

怎么回事？石油问题。1979年底，第二次石油危机使油价暴涨到40美元/桶。由于能源及工业原材料价格暴涨，欧美日等主要工业国经历了二战后又一次严重衰退。1979年7月开始，美国企业倒闭数量激增，到1980年底，情况甚至比肩1933年“大萧条”水平，失业人口从1979年611万增至1200万，失业率高达10.8%。与此同时，物价大涨，1980年美国CPI高达13.4%。随之，经济增速变成负值。经济停滞、物价飞涨——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所谓“滞胀”现象。

在此当口，好莱坞影星罗纳德·里根接任美国总统，而这位共和党“鹰派”人物，与早他18个月接掌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人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形成了默契。他们一致认为，凯恩斯主义过时了，指导未来经济实践的理论应当是“新自由主义”以及“货币主义”等学说。里根在其著名的就职演说中称：“政府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这句话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极度推崇的名言，也代表了所谓“里根撒切尔主义”的基本理念，即政府只要管住通胀，其他都是市场的事，政府无需插手。

滞胀的原因是石油价格暴涨，而油价暴涨的原因又是“两伊战争”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那该如何破解物价暴涨？顺理成章的方法应当是设法结束“两伊战争”。但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这位当年废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谋、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高级职员，居然采取了提高利率、紧缩货币的方式去治理因战争引起的物价暴涨。

沃尔克完全不顾实业家的反对：第一，在1980年3月，废除了著名的“Q条例”，取消了美国政府对利率上限的管制；第二，颁布《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把货币控制权交到美联储手上。美元利率开始一路飙升，1978年初，欧洲美元市场利率为7%，到1980年初，这个利率升到20%。而且，两位数的高利率运行5年之久。这正是国际金融史上著名的“金融休克疗法”。

20%的利率，哪个制造业企业可以承受？加上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绝不会因利率上升而降低。所以，生产必然停滞，消费必然萎缩，经济必然萧条。美国制造业失去活路，为免于血本无归地破产，他们不得不接受华尔街提供的一线生机——重组。于是，《华尔街》电影中的博斯基们找到了大把赚钱的机会，以致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企业兼并、重组、收购狂潮变成美国经济史上一个经典瞬间。

那时华尔街最流行的一句话：小的总是美的。什么意思？当制造业极度虚弱、股价极低之时，金融家会利用杠杆进行收购；收购后，金融家会依据市场偏好把大公司拆解为若干小公司，然后包装小公司再高价出售，并从中谋得暴利。电影《华尔街》主角博斯基，就是当年华尔街上赫赫有名的金融大盗，实业企业不过是其手中的玩偶，赚钱的工具而已。另一位被实业家送进监狱的金融大盗，则是著名的“垃圾债大王”麦克·米尔肯，他开创了小公司吞并大公司、所谓“蛇吞象”的金融技术。

走过那段时期，美国产业资本实力骤降，金融资本实力骤增。1982年，美国制造业纳税后利润比1979年下降了43%。诸如GE那样的巨无霸，其利润来源也在向金融靠拢。2007年，GE汽车销售利润的50%来自汽车金融部门。不管情愿与否，制造业必须离开美国本土，因为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注定了他们背井离乡的命运。

金融吸血管道全球布设

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这是“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精神实质。从事实看，“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干得比里根更加彻底，二战后组建的、以英国铁路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被强行私有化，大量制造业企业离开英国转向亚洲，产业工人面临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的双重压力。为保住饭碗、提高工资，产业工人在工会的组织下频繁发动罢工浪潮，而“铁娘子”则下令解散工会。

高油价引发全球美元需求激增，而20%的高利率则导致美元大幅升值。结果一，美国制造业的商品出口大幅下滑，1980年录得364亿美元逆差新纪录，1981年二季度到1983年二季度，美国出口总值下降19.8%。结果二，美元升值为美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实现产业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反看亚洲，各国政府翘首期盼欧美产业资本转移，在空前的产业全球大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借以推升本国经济增长，但前提是开放金融市场——允许欧美金融资本安装“抽血”管道。

欧美与亚洲的默契，犹如“凹凸”二字，扣合在一起形成全球经济方圆。美国经济还剩下什么？金融、科技、军工、医药、传媒以及消费服务变成美国经济主线。对应的是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理论霸权和舆论霸权构筑起的美元霸权。

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以低买高卖为赚钱手段的服务业，占到美国GDP的80%以上；不断积累的贸易赤字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总额接近9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GDP的50%和70%。与之相应，1990年到2008年，美国GDP增加4万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不到10%；2008年，美国制造业在整个GDP中的占比18%。

1971年到2007年，美国人平均工作时薪从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总额从1200亿美元扩张至2.5万亿美元。为什么？产业结构变了，原本享有高收入的工程师和高级技工，大量沦为商业服务员、金融推销员、各种营业场所的柜台员，以及人体保健员和各色志愿人员，这也是当今美国社会还能提供的、最多的就业岗位。

这就是美国，一个所有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的“经济怪物”，一个从债务全球循环中吸血的经济体。按美国学者安德森·维金2007年的推算，美国1美元GDP增长，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

吸血成性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金融资本布设好全球吸血管道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从产业资本主导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这时再看世界，商品市场衍生出的期货市场，实际已经变成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流动性差的产业资本通过证券化，对应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从而也构成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加之在私有化、自由化的巨浪中，破除了政府对产业资本的保护，于是商品市场的价格变动、产业资本创造的财富，都装上了金融管道，变成任由金融操控获利的捕猎场。

2009年6月7日，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来到中国上海。他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称：今天这样一场超级泡沫危机，实际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主导下，全球的人们开始大量使用信贷，从而使泡沫膨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认为，市场泡沫会自动修正。但不幸的是，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错了。放松管制、放任市场调整，只是让金融产业在美国和英国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英美的金融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两国总产值。

索罗斯说得没错，但他只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痛苦，却没有承认里根、撒切尔夫人和他本人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深重而频繁的灾难。

马岛战争背后的金融深意

1982年4月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决定，派遣由桑迪·伍德沃德海军少将为司令的特混舰队，去收复刚刚被阿根廷占领的英属殖民地马尔维纳斯群岛。于是，包括“赫尔墨斯”号航母和“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在内的118艘舰船、270架各色飞机、9000人海军陆战队浩浩荡荡地扑向美洲大陆最南端、距英国13000公里的海岛群屿。

1982年4月，阿根廷出版的报纸封面上，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肖像图片被加上夸张的尖牙，使她看起来像吸血鬼。

为什么英国如此劳师动众地对一群小岛大动干戈？这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独立与反独立的战争吗？

实际上，1980年前后美英实施“金融休克疗法”，也导致拉美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这个物产极为丰富的国家，曾是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国民收入堪比美国，社会福利堪比欧洲。但高福利导致阿根廷低储蓄、高消费的生活习惯，而国内商品生产严重依靠外商投资。1981年，阿根廷外债数额位列世界第三，高达340亿美元，加上高利率下美元升值，阿根廷外债负担日甚一日。

怎么办？发行货币让比索贬值，刺激出口，换汇偿债。但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失业严重，就算阿根廷提供大量廉价商品，他们也根本无力消费。结果是阿根廷发生严重通胀。那时，阿根廷通胀率高至230%，工人实际收入仅相当于1970年的50%，全国劳动人口失业率更高达30%以上。于是，阿根廷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货币贬值政策并未带来出口增加，更未获得足够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贬值造成国内企业外债还债成本增加，负担越来越重。

1982年3月31日，阿根廷收复马岛的前两天，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并快速向全国传染。民众指责加尔铁里军人政府把阿根廷经济带入泥潭。怎么办？以军事手段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转移国内矛盾。加尔铁里成功了，1982年4月2日，马岛收复的消息传到国内，阿根廷举国欢庆，还是五月广场，还是大规模游行，但这次却是支持政府的行动。阿根廷全国12个政党和总工会一改前嫌，誓言要团结在政府周围。

阿根廷的行动深深地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因为英国十分清楚，也十分担心，如果阿根廷军以收复马岛吓住英国人，那下一步会不会拒绝偿还外债？如果阿根廷拒绝还债，外债使用量最大的拉美国家会不会揭竿效仿？难怪后来有学者分析，英国回击马岛的真正用意，无非是希望彻底铲除发展中国家拒还外债的念头。历史证明，正是从那时起，拉美各国外债危机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从未停止。

1982年5月12日，英国南安普敦，3500名英国士兵携带武器和装备登上豪华邮轮伊丽莎白二世号，准备前往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参加作战。

倒霉的墨西哥

1982年10月1日，全球首脑聚集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合国大会。不过，这次会议的焦点却集中到了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身上。为什么？因为墨西哥正在被外债危机所困。

波蒂略在联大的发言中称，导致这场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富强的努力，而是伦敦和纽约的政策，制造了令人无法容忍的高利率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暴跌。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果受到威胁，切断了他们走向进步的可能。

波蒂略警告说，如果能使债务双方共同受益的解决方案受阻，不排除发展中国家将单方面停止偿债的努力。他说：“停止偿债对谁都不好，谁都不想这样做，但如果发生此状，责任不在债务人。现实催生一致立场，我们没必要去搞阴谋诡计。”

波蒂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政府效力，直至1976年当选墨西哥总统，一直致力于墨西哥经济振兴，并在1976年到1981年的5年间，使墨西哥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5%。如今，波蒂略总统任期还剩不到两个月，而墨西哥所取得一切经济成就，都将在这场债务危机中毁于一旦，这当然会令波蒂略痛心不已。

墨西哥石油资源十分丰富，两次石油危机中油价大涨，这让墨西哥看到了增加石油开采和出口而推高国内经济的机会。但钱从哪儿来？这时的波蒂略接受了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主张，他相信，依仗墨西哥的比较优势，按照这些路径，墨西哥应当比亚洲接受了同样路径的国家更富有。所以，波蒂略大力推行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大开国门，欢迎欧美资本流入墨西哥石油行业。

波蒂略做到了。大手笔的欧美资本流入让墨西哥石油行业投资急速增长，国家经济也随之繁盛一时。但好景不长，1980年初，美元市场利率上升到20%，国际油价开始因经济衰退、美元升值等不良预期而停止上涨，甚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于是，一方面是墨西哥石油出口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外债利息大升，还债成本暴涨。截至1981年底，墨西哥外债累计已达820亿美元。

好在“两伊战争”还在持续，被战争挺高的油价回落速度还算温和，墨西哥还可勉力支撑，但1981年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这年秋天，美国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咨询顾问威廉·柯比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称：在墨西哥的投资将遭受墨西哥比索大幅贬值的冲击，所以他正在劝告客户，在墨西哥政府换届之前，一定要撤回在该国的投资。

柯比的这篇专访被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美国媒体大规模转载。

柯比的文章同样受到墨西哥媒体的关注，甚至一字不漏地转载这些文章，正是从那时起，资本开始大规模逃离墨西哥。波蒂略总统扛不住了，1982年2月19日发表全国广播演说：“隐藏的外国利益，正在通过恐惧的谣言和资本外流迫使比索贬值，动摇墨西哥经济。”他告诉墨西哥公众，目前墨西哥的资本外逃总量已达760亿美元。

波蒂略试图通过资本管制遏制资本外逃，但他根本无力承受因此而形成的国际、国内压力。波蒂略屈服了，他允许比索一次性贬值了30%。比索贬值加大了企业的外债负担，当年依靠外债发展起来的墨西哥财团纷纷倒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特雷阿尔法集团，它是墨西哥私营工业最著名的代表者，在比索贬值的冲击下，一夜之间就破产了。墨西哥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迄今也未恢复元气。

还不完的高利贷

对拉美国家而言，与外债比肩的沉重负担还有高昂的利息。1980年，当美元利率上升到20%的时候，伦敦城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不仅要求拉美国家按“市场利率”借取新债，同时还迫使它们按现实的“市场利率”偿还旧债。正是这样的苛刻条件，一举将拉美逼向绝境。

实际上，1982年8月墨西哥已经无力偿债，联合国大会之所以演变成“角斗场”，实际就是发达债权国和拉美债务国之间的激烈角逐。波蒂略公开表示：“墨西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遵守原定的还款期限。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想成为附庸，不能因为还债而让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或者让我们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灾难。更何况，这些债务利息已是原来的3倍。而且，如此之高的利息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加给我们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为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附庸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引起这场国际危机的原因。”

拉美国家对高息外债的态度，强烈地刺激着伦敦和华尔街。他们必须强迫拉美国家服从并接受金融巨头们的偿债安排。正因如此，后人才会怀疑，英国人花费巨大代价攻打马尔维纳斯群岛，不过是“敲山震虎”而已。这向拉美国家发出强烈信号——英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英国利益完整。原本，波蒂略希望拉美国家组成“联合体”，一起和债权国讨价还价寻求解决方案，但马岛战争后，这个愿望搁浅了。

同样是1982年10月1日，债权债务双方摊牌了。美国人为拉美债务危机开出了怎样的药方？实际上，早在1982年8月，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美国银行和IMF已经为拉美债务国准备了四味苦药：第一，拉美国家政府出面接管国内私人债务，美其名曰是为了防止企业破产给国家经济造成损失，但实际是债务保全措施；第二，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取消政府对国民的食品和生活补贴，节省财力偿还外债；第三，让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赚取外汇还债；第四，由IMF出面对拉美债务国进行债务重组。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所有被列入IMF名单的国家都被按着喝下了这杯苦药。为了还债，拉美债务国节衣缩食，几乎所有社会福利荡然无存，墨西哥因进口药品严重短缺，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上升。问题是这样能还清债务吗？瑞士再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1982年发展中国家开始还债时，债务总额8390亿美元，但到1987年，这个债务数额变成了1.3万亿美元。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IMF所谓的债务重组，不过是把债期拉长，并把所欠利息变成债务本金，然后一并放在未来偿还，所需支付的利率和过去一样高。按照中国人的常识，这是典型的“利滚利的高利贷”？世界银行曾对109个债务国的还债情况做过一个统计：1980年到1986年间，它们一共还债6580亿美元，可债务却从4300亿美元增加到8820亿美元；所还6580亿美元的债务中，仅利息就占了将近一半，即3260美元。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越还越多，是否因为它们大量借入新债？秘鲁前能源部长彼德·帕布罗·库克金斯基拆穿了实质：“1976年到1981年，拉美国家名义上获得了2700亿美元的外债借款，但实际上，这些资金只有8.4%被用于拉美国家的生产性投资，而其他作为旧债利息，从未离开过纽约或伦敦的银行，而拉美国家所欠债务，只是在银行的账簿上被改动了一下数据而已。”

金融通吃

实际上，拉美国家和非洲一些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最早接受并践行了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但几乎全军覆没。非洲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发展国家经济成为第一要务，于是也希望通过借入欧美资本发展自己，但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陷入债务危机，掉进越还越多的债务陷阱。时至今日，这些债务还被经常提起。典型的例证就是联合国大会上经常出现“减免非洲国家债务”的议案，40年来从未间断过。

拉美和非洲国家的痛苦，给欧美金融巨头们创造了丰厚收益，他们为债务缠身之国留下的唯一出路是交出国家财富。比如墨西哥的石油资源，其控制权一点点通过“债转股”转移到了欧洲银行手中，然后再被转卖给欧美石油财团。据丹麦经济学家汉斯·拉斯姆森估计，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仅仅流入美国的现金就有4000亿美元。那时，美国GDP不过2.7万亿美元而已。这些资金为里根政府制定的、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政策提供了强劲的支持。

发展中国家“债务重组”之后，欠债爆炸式增长，对于欧美金融巨头而言，这笔巨额债权为之带来了高额而稳定的收益，哪怕是发达国家降息之后。更何况，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债务已经变成了国家债务，加之欧美政府和IMF提供的安全保障，欧美金融机构根本无须对这笔债务进行不良拨备，直接就把账面收益全部计入利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笔债务带给欧美金融机构近10年的高收益期。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给股东“超级分红”，并声称：这是它们“历史最高赢利”。

同样为欧美金融机构带来巨额收益的还有美国国债。且不说发行佣金，仅美国财政所支付的利息就从1980年的520亿美元增长到1986年的1420亿美元。这个数字占到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20%。也正因美国政府大规模举债，20世纪80年代中间的5年，美国债务总额超过了债权总额，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

反观墨西哥。1982年到1989年，比索与美元汇率从12∶1贬值到2300∶1；这时，石油价格已经降至10美元/桶。墨西哥也回到了从前，资源换取外汇收益，发展国家经济的梦彻底碎了。不仅掉入深深的债务陷阱，人民生活陷入了贫困，而且未来油价上涨的收益也没墨西哥什么事儿了，因为国家原油产业已经变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

放虎出笼

1986年10月，里根政府力推的《甘恩－圣哲曼法案》获得了美国国会的通过，意味着美国金融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放任自由、无拘无束的金融自由化的新时代。几乎同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引燃“金融大爆炸”的导火线。她宣布即日起，让自由竞争成为提高金融效率的催化剂。

对于这场“金融大爆炸”，历史褒贬不一。褒者认为，“金融大爆炸”使得金融机构进一步整合，金融效率大幅提高；贬者认为，“金融大爆炸”表面是让金融的竞争更充分，而实际是弱肉强食的自由环境带来更加充分的金融垄断，实体经济的金融成本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称，美国用《甘恩－圣杰曼法案》取代“新政时期”的银行业监管，以及英国的“金融大爆炸”，使得两国家庭负债呈现爆炸式增长，两国的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糟糕。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IMF、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专家、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表面看，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拉美国家如何通过改革破解外债压力的问题，但实际成果却是：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被固化为发达国家规定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遵从的改革道路。会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当遵从的10条改革措施，并声称与会者已就此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但就是这个“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最终演变为《华盛顿共识》——第一，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第二，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第三，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第四，实施利率市场化；第五，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第六，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第七，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第八，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第九，放松政府的管制；第十，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称：“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实施。”

1990年9月11日，接替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在一次演说中提出：世界新秩序。他说：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这个世界将诞生一个新的秩序。

这个新秩序是什么？如果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那世界必将变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化世界。在此背景下，无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东欧国家，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外国资本。希望借此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腾飞。对金融资本而言，这是个历史性的机会，“金融大爆炸”充分放开了金融巨头的手脚，《华盛顿共识》给了发展中国家规定动作，这时的金融巨头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将“金融抽血机”遍布全球。历史证明：想要资本吗？可以，但代价可能是倾家荡产。

日本的经济溃败

从1980年到1990年，那是世界经济异常动荡的10年。这期间，有美元利率的大起大落，有石油价格的上蹿下跳，有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有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悄然崛起，有拉美国家经济的高台跳水，有欧美制造业的快速迁徙，等等。这其中，一个绝不可忽视的重大金融事件，就是日本经济的“翻转过山车”。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那为什么还要讨论汇率问题？利益、利益、利益。1982年美联储结束“金融休克疗法”开始减息刺激经济，希望通过减息让美元贬值，刺激美国商品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但是，美国的刺激政策并未达成预期，反而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楼市和股市，而不断吹胀的资产价格更多吸引着国际游资流入美国，美元币值因此而坚挺故我。

怎么办？美国不认为实体经济疲弱、出口萎缩是自己多年来驱逐国内传统制造业的必然后果，反而一口咬定这是国际汇率出了问题，是日本和德国政府干预汇市，过度压低本币估值所致。于是，美国鼓动英法一起逼迫日本、德国改革金融体制，开放金融市场，并使日元和马克升值。这正是“广场会议”所要达成的目标，而著名的“广场协议”也是在此背景下达成的。

在美国政府的强硬干预下，美元兑日元大幅贬值。1985年9月前，美元兑日元汇率一直维系在1∶250附近；但“广场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日元快速升值25%到1∶200附近。这实际已经超出20%——日本在“广场协议”中所承诺的底线。但日元并未停止升值，到1987年，日元升值到1∶120。

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真能解决日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二战失败让日本失去话语权，对美国马首是瞻。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却为日本提供了机会——用政治上对华盛顿的亦步亦趋，换取经济发展的腾挪空间。首先是利用强大而传统的政府控制力，从美国购买技术，然后利用优质的加工能力，把技术转化为独到而小巧的商品，再把这些商品卖向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市场。

这种特殊经济模式，被西方经济学界统称为“亚洲经济模式”,日本以此实现了20年经济高速增长，而且把一个个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抛在了身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一直享用着令人羡慕的贸易顺差，以致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以，“广场会议”后，美国在要求日元升值的同时，也在要求日本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和资产。

问题是，美国真有什么可供日本购买的商品吗？没有。因为美国希望日本购买的商品，日本大都可以自己生产。所以，一方面是日元大幅升值抑制日本商品出口，另一方面是美国舞动着贸易大棒，在《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罗列大量日本所谓“敌对”贸易活动，并借此向日本要价。这使日本经济赖以增长的动力失速。

怎么办？1986年初，一个被称作“雁型战略”的对应方案被日本付诸行动。所谓“雁型战略”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通过投资向东亚、东南亚等国转移落后产业，并借以强化国际声望，成为亚洲经济圈的“领头雁”；第二，借助日元升值优势，到欧美去直接投资，绕开欧美贸易壁垒；第三，国内的产业升级。

作为“雁型战略”的产物：日本厂商将排量3.0以下的轿车生产转移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地，而本土生产凌志400型等高级轿车；那时，法国的每场艺术品拍卖会都少不了日本人的慷慨，他们甚至买下欧洲城堡，原封不动地运回日本；丰田公司把汽车生产线搬到美国，绕过贸易壁垒，直面底特律竞争；索尼公司购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试图借此让日本文化打入美国市场。最著名是三菱地产以13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大厦，这让美国人惊呼：日本要收购美国。

日本楼市

日本膨胀了，金钱撑起了底气，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与日本著名的鹰派议员石田慎太郎在1987年合著《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不过百页的小书，体现了日本试图与美国分庭抗礼，抛掉战败国帽子的强烈愿望。真能如此？正当低端制造业已经转移但产业升级尚未完成——青黄不接之际，日本的经济泡沫崩了。

许多人把目光盯住“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但殊不知，美国同时向日本提出的要求还有：取消一切金融管制，彻底实现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自由化。1985年9月，以放开10亿日元大额存款利率为起点，日本走上了开放金融市场、取消金融管制的道路。

1997年，泰国曼谷一家商店为刺激经济危机后失去消费能力的顾客，挂出了半价优惠。

从此，日本的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业资本大量对外输出；另一方面，日元升值招致国际金融热钱蜂拥而至，恶炒日本楼市股市。1985年到1989年，日经指数从8000点附近涨到40000点；日本楼市更离谱，1989年仅日本东京商务圈的地价总值居然可以和整个美国的地价总值画上等号。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过去4年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已经无以复加，必须采取措施使之慢慢回归正常，但此时此刻的日本已经没有“纠错”的机会了。

始作俑者是摩根·士丹利，当其意识到日本政府要紧缩货币时，立即发布投资研究报告：对亚洲投资偏好的投资者而言，日本已不是理想的投资场所，而更能带来高收益的地方应是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四国当年号称“亚洲四小虎”。大摩言论一出，立即在全球炸响，日本经济泡沫一夜破灭。从此开启“失去20年”模式。

后人总结认为，股价楼价上涨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在实体经济趋弱的背景下，股价楼价上涨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能力脱节。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金融开放不可怕，但可怕的是，金融开放脱离实体经济服务，超出国家经济承受能力。日本恰恰从这两面为国际金融狙击提供绝佳机会。

冲垮亚洲

日本垮了。所幸的是，日本有着足够的外汇储备，加上政府及时相助，使得楼市股市暴跌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但是，企业损失惨重。1993年，洛克菲勒大厦被折价还给了美国人，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累计亏损已达33亿美元。更严重的是，亚洲国家来自日本的投资大幅萎缩，失去了必要的日元贷款。有学者认为，日本泡沫破灭，为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沿着国际金融巨头的指引，从日本流出的热钱涌向东盟。尽管东盟各国此时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东亚经济奇迹的喧嚣依然如故。1993年，美国作为东道主，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上提出，在APEC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之后，召开一次首脑会议，并为其定名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3年11月19日至20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聚到了一起，身着便装彼此轻松沟通。正是这次会议上，美国人向东盟国家提出了“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还告诉东盟国家，继续从前的高速发展就必须改革，而改革的方向是“华盛顿共识”给出的10个条款。

美国给出的“药方”东盟情愿接受？不。东盟、韩国与美国发生了激烈争论。但东盟手里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吗？冷战期间，为谋求亚洲盟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协助，美国一直单方面向东盟敞开着贸易大门，这使东盟依托出口加工贸易获得了经济快速增长。时过境迁，冷战结束了，美国昔日的这些政治盟友还有什么意义？恐怕唯一可以利用的价值就是谋取经济利益。对东盟来说，冷战结束后，他们原指望日本可以取代美国，但日本垮了，原来的期许已经失去了根基。

这个时候，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东盟经济，开始受到美国“贸易大棒”的敲打，他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于是，东盟的大门被撞开了，基本全盘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条款。

1997年7月2日，在国际资本长达3个月的连续攻击下，泰国政府举起了白旗。刚刚接任泰国财长12天的塔农宣布泰铢放弃固定汇率。一夜间，泰国国民手中的货币丢失了20%的国际购买力。

紧接着，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赖以平稳生存的固定汇率制。历时仅仅38天，“亚洲四小虎”变成“亚洲四病猫”，其货币踏上了大幅贬值之路。

洞开国门的亚洲，让国际金融热钱痛痛快快地享用了“东亚奇迹”。东盟国家又在什么问题上给了索罗斯等金融大鳄以可乘之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泰国的时髦青年发明了“烧钱”一词，但他们的“烧钱”非指投资，而是针对进口奢侈品消费。尽管，消费增长改变了泰国GDP结构，但大量奢侈品进口加上出口减少，这使泰国出现了贸易逆差。怎么办？西方经济学家告诉泰国，只要加大资本项目开放，放松金融管制，就会有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就可以用资本项目收入弥补贸易逆差，从而平衡国际收支。

被欧美留学回国人员充斥的泰国政府照方抓药。不断加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不仅民间企业、银行大量借入外债完全没有障碍，甚至政府都说不清泰国民间到底欠了多少外债。更糟糕的是，为资本自由流动免遭汇率风险，泰国政府一直保持固定汇率制度。

外资流入确实弥补了贸易逆差，确实平衡了国际收支。但这些外国资本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泰国人的手流入了股市楼市。随后，泰国经济泡沫被吹胀，泰国人钱包也被吹胀，奢侈消费欲望越发强烈，贸易逆差越发严重，外债数量越来越多。如此恶性循环至1997年，泰国经济走到了悬崖的边缘。

随着互联网经济热潮渐入佳境，美联储试图加息抑制新经济过热，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热钱”已经产生回流美国的冲动，这为索罗斯们提供了绝佳的进攻时机。他看中的是，按25泰铢兑换1美元固定汇率，泰国货币已被严重高估了。此时，国际舆论逆转，原来的“亚洲经济奇迹”，现在变成“亚洲没有奇迹”。于是，“热钱”加速外逃，东盟各国外汇储备被洗劫一空，国家面临还不起外债而破产的命运，纷纷放弃固定汇率制，任由本币大幅贬值，任由金融巨头大快朵颐。东盟数十年积累的财富一夜灰飞烟灭，终点回到起点。

IMF是在帮谁？

亚洲金融危机中，世界上最忙的人莫过于IMF总裁康德苏。面对此起彼伏的求援，他奔忙在援助国和受灾国之间，左手拿着急需援助资金，右手则拿着厚厚一摞“受援国必须接受的条款”。条款大致包括五个方面：其一，受援国必须咬紧牙关紧缩货币，同时大幅削减政府财政预算，加大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其二，强行关闭问题金融机构，迅速核销坏账，清理不良债务；其三，受援国必须进一步开放，使商品进出和金融交易更加自由；其四，受灾国必须放宽外商投资限制，允许外资对金融机构的投资占股比例增至51%以上；其五，受灾国政府必须将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置于IMF的监控之下。

1997年12月3日，韩国成为这场危机中最后一个倒下的国家。即将卸任总统的金泳三与3位总统候选人，以及国会议长，在IMF提出的条款上集体画押。金大中当选总统后，将12月3日定名为“国耻日”。

在IMF的监督下，韩国制定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该法规定韩国彻底放开金融投资限制。从那时起，外资开始在韩国低价抄底，其股份占比在韩国金融资本中的占比开始大幅攀升，1998年占比仅为6%，但到2004年，占比达到33.7%。尤其是韩国排名前5位的银行，全部变成了外资绝对控股的银行，外资持股比例高达60%以上。

问题来了。第一，韩国货币政策效率大大降低，当韩国需要降息、放宽货币之时，外资会将韩国存款输往境外套取利差，大大降低了货币宽松的效能，反之亦然；第二，银行被外资控制后，韩国企业完全暴露在境外敌意收购者的威胁之下，而这样的敌意收购事件在韩国的确频频发生。近年来，为国家经济安全，韩国人希望花费极高的代价回购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企业，但几乎没有可能。

……

韩国发生的事代表了整个亚洲的现实状况，那个当年被世界银行、IMF以及众多西方学者高调宣扬的“亚洲经济奇迹”，从此销声匿迹，甚至被西方一些经济学教科书定位为反面教材。不过，就算是反面教材，也悄然记述着那些金融受灾国的耻辱，见证着国际金融资本掠夺国家财富的高超技法。

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掠夺在不同时代显示出不同特征，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从个性角度看：在殖民主义时代，列强明火执仗，金融是战争、海盗行为的支持者，也是掠夺利益的分享者；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为追求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货币、金融是输出商品的工具，列强之间的货币地位、金融地位争夺，也是为了获得商品利益；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追求贸易利益转变为追求“超额铸币税”利益，强权货币利用绝对优势地位，不仅从占有他国资源、商品、劳动中获利，同时还在左右全球金融价格的涨跌中获利，更从动辄就击垮一个国家经济的过程中获利。

从共性角度看：为追逐暴利，贪婪、无耻，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论哪个时代，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

超级金融战

2008年，美国爆发史所罕见的金融危机。关于这场危机发生、发展过程的报道已经汗牛充栋于各类媒体。但迄今为止，对一个重要问题似乎并未给出明确判断——这场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性质？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把它定位于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危机。这个判断对吗？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这场危机确实是因为房价大起大落，导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流动性断裂所致；说不对，是因为就事论事的表面化定性显得过于粗浅。

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暴风雨后的美国国会大厦。

2008年11月，《中国经济周刊》曾发文提问“美国会破产吗”。这其中，我们提出的明确判断认为：这是美元的危机，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债务经济循环模式或称“石油美元再循环”重新获得美元霸权之后发生的，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又一次美元危机。14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坚持这样的判断，而更加清晰的是，我们已经可以看清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中，一个无法避免的主题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逐步建立起的美元霸权正在走向没落。

历史证明，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汇点上，斗争无可避免。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制造各种乱象，背后无非是以霸权的手段捍卫美国和美元的霸权利益。这样的霸道反映到金融上，其实就是一场“超级金融战”。

历史性的崩溃

千禧之年，互联网产业“丑鸭变天鹅”，但不久，互联网泡沫时期挥霍掉资本的泡沫也破灭了。号称“全球央行行长”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出面收拾残局。他有什么好办法？两个字：降息。但是，不断降息会不会引发新的泡沫？2004年，当有人就此质问格林斯潘时，他一改往日晦涩风格而明确地表示，目前情况下，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降低利率，为维持美国的债务经济，我们只能借助于新的泡沫。

格林斯潘年事已高，但并不糊涂。互联网泡沫破灭之时，美国实体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不过18%，其中还有1/3属于军事工业。作为一个“经济空壳化”的国家，还能指望实体经济去拉动经济增长？所以，格林斯潘只能靠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消费信用持续不断地扩张，并形成新的泡沫，去维系全球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向美国，去维系美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去维系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美国“新泡沫”是什么？绝大多数人认为，那是“次级贷款支撑下的房地产泡沫”。这个判断当然正确，但这次危机，绝非一般性的房地产泡沫危机，它所捅破的是一连串泡沫：美国财政赤字多年积累所构成的“财政赤字泡沫”“贸易逆差泡沫”“评级造假泡沫”“消费过度泡沫”，以及1美元GDP增长需要增加5美元借债的“债务泡沫”等，把它们加总在一起，实际是世界对美国的“信任泡沫”——美元泡沫。

问题是，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的“金融抽血机”，势必让美国危机变成全球危机。事实证明，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为这场危机买单，而各国投入的财力之和远超美国；事实证明，大量购买“次贷抵押债券”的非金融机构，可能是金融史上最大的受骗者，逃不过破产或被政府接管的命运；事实证明，冰岛破产了，越南、印度、韩国等许多国家也被拖到破产边缘。

危机爆发后，格林斯潘因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而遭痛骂。但殊不知，21世纪美国经济的走向，哪是格林斯潘可以单独决定的事情。为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一些基本概念。先看“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这个公式，然后看数据：2007年底，美联储投放基础货币不过9000亿美元，但货币乘数将近10倍——世界之最、历史之最。由此可见：第一，美元货币更多由美国金融机构通过信用扩张而被生产出来；第二，美联储只是控制货币的一个因素，其能力受限于华尔街信用扩张或收缩。

另外，真正反映美国货币流动性的数据不是M2，而是M3——将短期金融信用纳入货币范畴之后的数据。大量金融衍生品属于M3范畴，而资料显示，2007年底，仅记录在案的金融衍生品，其票面价值就高达17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在2000年仅为40万亿美元。什么意思？仅金融衍生商品市场一项，其市值与9000亿美元基础货币之间就形成了180倍杠杆。这个杠杆，格林斯潘控制得了吗？

历史地看，高杠杆的根源在格林斯潘的老师、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里根+撒切尔+沃尔克”推行金融自由化，大大提升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力。正如沃尔克为央行实行“单一利率调节”所作的解释：美联储根本无法准确而及时地获知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M3），以致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企图根本无法实施。所以，应当放弃货币供应量控制而转向利率调控。所谓利率调节，实际是利用利率升降去影响货币乘数，干预商业金融信用的规模，从而间接调控货币总量。

正因如此，市场责怪格林斯潘以低息刺激信用膨胀也不为过。格林斯潘也承认：“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可偏偏就是这么严重，“次按危机”引爆的不只是金融衍生品泡沫，同时引爆一系列泡沫，并直指美元信用泡沫。更严重的是，世界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而这部被世界奉行40年的“经济圣经”，它所构建的经济运行体系，同时也是协助美元霸权劫掠世界的工具。日本、韩国、亚洲、南美等都曾因遵从这套理论而掉进金融陷阱，现在轮到美国自己了。所以，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实际是否定“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等于在刨美元霸权的根基。

2009年，去除美元霸权、再造国际货币体系以及超主权货币的讨论变成了G20伦敦峰会的重要话题。也正是从那时起，各国储备货币中提高了黄金权重，德国、法国更从英美金库中运回自己存放的黄金，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和非OPEC国家纷纷放宽石油结算货币……如此“去美元化”的行动，会否导致美元霸权的历史性崩塌？

超级金融战

“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写下了这段意味深长的话。

这恰恰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现实，但美国会甘心如此宿命？站在历史角度看，俄乌冲突绝非偶然。它不仅是2008年后北约加速东扩，绑架欧洲加码制裁俄罗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的“极端之举”，其根本目的在于逼俄反击，搅乱欧洲，打压欧元，重塑美元资产作为全球最安全资产的地位，并迫使全球资本更多流向美国。

这样的招数并不新鲜。欧元诞生后不久，美国挑起科索沃战争，造成资本逃离欧洲，并使欧元国际购买力骤降；撕毁伊核协议，让欧洲得不到足够的能源，弱化其经济实力和欧元地位。当然，还有阻止“北溪2”项目，其目标都是压制欧元保美元。美元指数构成告诉我们：如果占比57.6%的欧元被世界看好，那美元可能不断贬值，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可能不断恶化，这当然是对美元霸权的挑战。怎么办？拼了，不惜一切手段，包括金融战。

金融安全从哪里来？

认清美元霸权背后支柱，是破除美元霸权的关键。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理论霸权、舆论霸权——四大霸权支撑美元霸权，但现在看，似乎还该加上“科技霸权”。

军事霸权：武力威慑脱离美国轨道的国家，维护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结算的地位，为金融霸权开路。金融霸权：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定价权，将灾难引向实体经济为本的发展中国家，从而掠夺全球资本和财富。舆论霸权：英美利益集团操控西方媒体，依仗巨大的资本实力选择性发声，使其他国家的舆论力量大打折扣。理论霸权：为世界“洗脑”，让舆论霸权更具效力，让发展中国家跟随金融帝国的逻辑，不知不觉地掉进它们设定的陷阱；科技霸权：基于美元霸权，美国可以通过印钞去培育和购买全世界的顶级人才，并垄断关键科技优势，并使之变成制约他国经济强盛的武器。

摒弃“新自由主义宗教”

历史证明，无论金融战还是军事战，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行动，都离不开舆论先导。尤其是金融战，经济舆论决定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决定资金流向，资金流动决定经济健康——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凸显舆论了重要性。为什么西方舆论会如此灵光？因为，部分被“洗过脑”的专家、学者，甚至官员与民众，都会认为“人家说得对”，并跟随舆论的指挥棒，掉进人家设定的陷阱。

比如，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把消费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货币投放过多，而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金融资本、美元升贬决定资源期货价格走势的背景下，CPI上涨往往属于输入性物价上涨。所以，货币投放往往是被动跟随价格，原材料购进价格越高，企业所需贷款数量越多，倒逼货币当局不得不去满足企业货币需求。否则，经济停滞，企业破产，而未来物价会因供给不足而出现更大涨幅。所以，必须认真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对症下药，而不是一味机械教条地通过货币手段去控制物价。

再比如，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强烈反对“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但面对当下可能发生的全球性“滞胀”而言，如果美国允许“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那大宗商品价格会不会涨上去就下不来？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许“物价和工资循环上涨”，从而导致企业前端成本无法顺利向后端消费品转导，并引发股市下跌，企业求贷无路，大量退出，经济会否还有美好的明天？相反，美国通过“物价和工资循环上涨”护住消费、投资，实体经济生存环境改观，一旦重获实体经济新生，美元霸权地位必得巩固。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进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陷阱。

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它带给我们许多重要的认知启示，但无论如何它只是一种学说，一个学术门派，都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认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需要破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依据中国的经济目标与国情特点，探索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的规律与逻辑，依此实现中国金融理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才有可能走出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力。

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按照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金融供给结构应逐步转向“长期金融为主，短期金融为辅；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金融为主，债务金融为辅”。为此，央行应大力调整M2结构，拓展对货币职能的认识。

必须意识到，单一强调货币的交易职能是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特征之一，其真实用意是将货币发行权交予金融资本巨头，弱化货币的主权属性和政府控制货币的权力。但基于金融理论发展，中国需要扩展货币认知，更多强调货币的主权属性和资本属性。这就要求央行通过提高基础货币供给、降低货币乘数倍数，调整M2结构。一来，确保广义货币M2的合理增长；二来，推动中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低成本化；三来，减低商业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增加存款——创造货币的能力，降低金融运转速度，降低流动性风险，降低金融成本，使中国金融变得更加稳定。

区分外资性质，尽量兴利除弊

研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热钱”大进大出带给一个国家的危害，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但是否该因噎废食？不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科技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第一要务，而且，当代和未来科技所需资本规模之大，史所罕见。科技竞争首先是资本竞争，尤其是股权资本、产业资本的竞争。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球资本的簇拥。那该如何兴利除弊？

看清不同资本不同偏好。资本有的偏好债券投资，有的偏好股票投资，有的偏好实业投资，有的偏好种子/天使/VC/PE，有的偏好货币套利等。因降息而逃的资本属于哪类？当然是债务和套利偏好的资本，很多也就是俗称的“热钱”。但股权投资偏好资本、实业投资偏好资本，会反感低利率的金融环境吗？显然不会。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偏好的资本，而非“热钱”。

不给金融大鳄搅乱金融市场的工具。历史地看，国际金融大鳄狙击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通常需要市场提供足够高的杠杆、足够多的金融衍生品。所以，应当依据实体经济需求去设置金融衍生品，以及杠杆倍数。

应当始终保持并提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能力。同时，应当以立法的方式明确告诉世界：对一切“恶意金融攻击”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和干预权力。2010年，当欧洲央行获悉金融大鳄预借欧债危机狙击欧元之时，果断采取措施，不仅要求金融巨头每日提交交易报告，甚至临时拘押了其中的几位始作俑者。

强化舆论导向和预期引导

经济舆论决定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决定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决定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决定经济健康——这样一条规律线、逻辑线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从历史经验看，经济舆论与一国金融安全密切相关。

鉴于经济舆论的专业性，它往往比政治舆论来得更加隐秘、更加复杂，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舆论方面往往处于劣势的关键原因。怎么办？从根上入手，铲除社会公众对一些理论问题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解。

建立专门研究团队，组织多方面的经济专家、新闻人和社会心理学家，研判当下经济舆论动向，并给出具体分析，给出经济舆论引导方向的建议，并依托国家主流媒体和重要传播渠道，借以引导和形成良性预期。

防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过度转移至境外

实际上，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低谷，中低端消费品也是未来国际市场的重要需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之所以很快修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世界在危机中失去了奢侈消费能力，大量消费转向一般消费品，中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也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曾经多次提出：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能。实际上，除了军事用途外，一切科技进步最终都要汇聚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生活层面。所以，政府在鼓励科技进步的同时，有必要同时关注与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工业领域，激励这些产业加快摆脱散而小的状况。尤其在基础设施大规模延伸向西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通过产业转移，使之形成几个大型龙头企业，形成几个完整的产业链集群，并以科技渗透保持一般消费品“物美价宜”的中国优势。

这方面的典型教训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其消费品生产走向高端时却发现，尽管高端消费品确有较高附加值，但越是高端消费品，市场容量越小，竞争越剧烈。比如，凌志轿车就遇到欧洲高档轿车的挤压，最后高端轿车也无奈走向“相对价廉”的套路。更严重的是，高端消费品可能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所必需的经济规模。欧洲、日本都是例证，当他们失去一般消费品的制造能力之后，再想恢复，难上加难。

事实说明，中国一般性消费品的生产优势，恰恰是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关键，或许也是中国保证自身金融安全、经济良性发展的手段。

研究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措施

历史地看，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必有华尔街之手。中国是制造大国，是国际原材料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所以，避免，至少弱化金融资本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侵蚀中国利益，是当下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的总体思路核心在于：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一手保住企业，一手保住消费能力，从而保住中国经济活力和良性循环。（编者注：2021年5月19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看清美国“无惧通胀”背后的企图——关于破解大宗商品价格困局的12项建议》，具体事项请参阅这篇文章。）

还是那句话：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按套路出牌，不去跟随敌手所希望的时间、空间和方式，而是以我为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才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保障。维护自身金融安全也一样，我们必须会打“迷踪拳”。所以，我们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或许是，看清美元霸权背后的支柱，有针对性地查漏洞、立规矩、补短板、强筋骨、造优势，在加厚金融防线的前提下，加大开放力度，使中国有机会利用全球股权资本、实业资本加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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