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货币正成为全球性金融变革的焦点,全球各大央行均在数字货币发展前沿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CBDC),是由国家中央银行发布的央行债务形式电子货币,主要分为批发型与零售型两种发行模式。批发型指的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系统结算工具型数字货币;零售型指的是,央行对企业及个人发行的用于日常经济活动的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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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面上对于推行CBDC一直持保守态度,但作为发达国家中较早开始探索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日本近日围绕数字货币的动向频频。4月19日,厚生劳动省围绕利用通过电子信息进行交易的数字货币支付工资,向劳动政策审议会小组会出示了一项大致方案。内容是在保证安全性的条件下,构建允许支付的制度,前提是与劳动者达成协议。此前,日本央行已于4月5日宣布开始首轮数字货币论证实验。
一度犹豫不决
日本从2016年就已经开启了与欧洲中央银行的共同实验项目,开展批发型数字货币的分布式记账技术研发,并于2020年初正式完成了四个阶段的系统实验。对于零售型数字货币,日本银行研究所于2018年设置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法律问题研究会”,从民法、银行法、竞争法以及刑法角度系统分析了数字货币可能对既有法律及社会系统的冲击和挑战。日本银行系统内部的结算部门在7月专门设置了数字货币小组,开始出台零售型数字货币系统构建的具体计划。
日本之所以一直在推广零售型数字货币上踌躇不决,主要在于以下几点顾虑:第一,日本无纸化支付并不发达,而高龄化社会下不适应线上支付的老年人群体,更为依赖现金。第二,日本自然灾害较多,如因台风或地震等不可抗力导致大规模停电,依赖电力供应的数字货币将无法使用。第三,传统的金融模式下,中央银行提供中央储备金,民间商业银行充当商业决算中介机构的模式,可以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学者们担心,中央银行若发行了数字货币,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则容易产生大规模的金融挤兑,即民众将其存款从具有较大破产风险的商业银行转移到央行数字货币账户中,进一步加剧金融压力。第四,央行直接发行的数字货币可能会影响商业银行发挥传统的金融中介功能、降低收益性和流动性。
基于以上考虑,日本央行目前提出:首先,零售型数字货币不会替代传统的物理货币,仅充当辅助作用。其次,CBDC发行程序中并不会将充当金融中介作用的商业银行排除在外。最后,应用于日常支付场景下的CBDC必须满足5个基本特性:通用访问性、安全性、强韧性、即时支付到账、互操作性。只有经过测试后可以满足这些基本特性,日本才可能考虑真正推广CBDC。
今年4月5日开始的第一轮论证实验是日本银行公布的第一阶段测验,计划于2022年3月完成。而整个前期测验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包括技术层面设计论证,即构建基本的实验技术框架,面向民间招标设计CBDC雏形,测试其是否可以完成发行、支出、转移、收付和赎回等核心结算功能;测试其他周边功能;民间试点测试。
具有政治和经济意图
尽管日本银行行长一直对外强调,日本目前没有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计划,但近期开始积极探索的举动背后,其实有着政治和经济意图。
第一,在经济战略层面,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成为日本走出通货紧缩的契机。从1999年前后,即经济泡沫破裂时期开始,日本经济就陷入了物价下跌的通货紧缩泥沼难以自拔,将导致企业受益减少,员工工资下降,以及中小企业破产的连锁反应。2009年到2013年间发布的日本政府经济报告中,几乎每份报告都会提及摆脱通货紧缩的经济任务。2020年的情况虽略有好转,但同年的通货膨胀指数增长也不及1%。以此为背景,东京大学教授渡边努曾提出,可以以CBDC为契机推出负利率政策,改变现金零利率的常识,以推动民众积极花掉钱包中的数字货币,以刺激经济。
第二,在政治层面,数字货币有利于日本加固其与传统G7国家的经济纽带。现今,跨国汇款主要采用的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简称SWIFT)系统。各国银行需要成为该组织的会员,服从统一规则,以获得代码实现跨国汇款。该系统主要由美国控制,因而其也是美国制裁他国的常用金融手段,如朝鲜、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就是最典型的制裁对象。
在2020年的G7会议上,数字货币的研发和规则制定更是成为了重要议题,日美欧七国的国际清算银行正式宣布开展共同研究。G7七国一旦通过开发互通的技术手段以及制定统一规则,形成闭环的G7数字货币网络,该网络则很有可能发挥与SWIFT类似的作用。
日本政府原本担心CBDC会受到老龄化群体的强烈抵制,因此研发动力一直不足。然而,疫情已经使日本政府面对的阻力大幅减弱。因此,日本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动态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作者:上海交大日研中心助理研究员 朱翘楚)